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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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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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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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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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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上的題詞〉，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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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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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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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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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李正西等著：《朱蘊山》（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社，1988），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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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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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二 在早期民主革命中（190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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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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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無政府主義暗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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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許多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主張實行暗殺的個人恐怖。此外，以孫中山為首者，則主要從事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發動。二者實際上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即，少數人想純粹靠暗殺進行革命，多數人只把它作為引發起義的一種手段。很難分清誰是暗殺派，誰是起義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張起義，又參與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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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904年秋主編《安徽俗話報》期間加入過暗殺團，並與蔡元培（孑民）共事過一段時間。他在哀悼蔡逝世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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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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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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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團成立後，首先以慈禧太后為目標。為此，楊篤生親率何海樵等六人潛入北京伺機行刺，因無下手機會，經費不支而放棄。上海愛國協會的暗殺團分會成立後決定分地區活動：北方以北京為中心，楊篤生、何海樵、張繼負責；南方以上海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釗、陶成章負責；中江（長江中游）以安徽為中心，由陳獨秀負責，成員有劉光漢、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鄭贊丞、宋玉琳等。暗殺頻頻發生，又每每失敗。其中與陳獨秀有關的，是吳樾謀炸清廷出國五大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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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樾（孟俠），安徽桐城人。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師範學堂，與陳獨秀少年時代好友張嘯岑同窗。得知陳在安慶的活動，對其十分敬仰。1903年回家度假時特意轉道上海，訪陳於《國民日日報》社，議論國勢大計，十分投機。後來革命黨刺殺鐵良未遂，吳便萌生了除掉鐵良的念頭，典當了衣物，購買了日本手槍，急於行動。[2]這種情緒可能被陳獨秀所察覺，託潘贊化乘考察北洋警察到保定的機會進行指導。[3]潘轉達陳的意見——努力喚醒廣大群眾，起而救亡……謹慎而不懦怯，有勇氣而不急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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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表明，陳不主張急於進行個人的暗殺行動。但是，吳樾恰恰認為當時由於孫中山革命派策劃的多次起義的失敗，中國還不是「革命時代」，而先要有一個「暗殺時代」。他根據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說：「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於暗殺，以布其種子者」。吳還是一個極端的仇滿主義者。對此，陳獨秀是不能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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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趙聲借考察北洋新軍之機來到保定，與吳會面。趙聲（伯先），江蘇丹徒人，1902年與陳獨秀識於南京陸師學堂，此後二人關係密切。趙的思想更接近於陳獨秀，主張以發動起義為主，但並不絕對排斥暗殺論者，反而樂助其成，因為二者的目標畢竟是一致的。鑒於此，趙聲就把吳樾介紹給了楊篤生。在楊的指導下，吳做了一系列暗殺清廷重要大臣的準備工作。1905年春，吳樾決意赴京刺殺鐵良。為此去蕪湖拜訪陳獨秀、趙聲，進一步研究了暗殺計劃。趙還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捨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趙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5]於是議定，即時置酒，慷慨悲歌，如荊軻刺秦王，以壯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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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清政府宣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以備實行憲政。吳樾認為，這是清廷欺騙民意。於是與楊篤生商量後決定，改狙擊對象為五大臣。一切安排妥當，吳樾寫了絕命書性質的《意見書》，連同其著《暗殺時代》交給張嘯岑保存。據張回憶，吳的囑託是：「在他完成任務以後，如果離開人世，就設法交付可以發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間，即將其焚毀，免得牽累。萬一無法發表，便交湖南楊篤生，或者安慶陳仲甫先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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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陽門車站轟然一響，爆炸終於發生。由於是自製炸彈，性能不安全，因火車開動時的震動而自爆，傷載澤、紹英二人。吳樾被炸得面目全非，當場殞命，清廷一時難以查清兇手是誰。遠在南方的陳獨秀致函張嘯岑：「北京店事，想是吳兄主持開張。關於吳兄一切，務速詳告。」[7]張即把吳樾的《暗殺時代》和《意見書》寄去。陳又將其轉寄日本東京的革命黨人。此前，吳樾還曾將自己的部分衣物託人轉交陳獨秀，再轉楊篤生，以作為同謀者的紀念。陳收到後，即將其交給蔡元培。辛亥革命勝利，蔡元培在吳樾烈士追悼大會上說：「吳樾死難之後，有陳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內有西式外套一件，此係烈士之遺物。當時係贈楊君以為絕命紀念者。」[8]當時，陳獨秀作為安徽省代表參加了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