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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寫過紀念吳樾的詩,讚揚其犧牲精神。不過,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不贊成暗殺這一無政府主義手段的。孫中山說過,暗殺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定不良也」。[9]在吳樾謀炸五大臣事件18年後,陳獨秀撰文對暗殺做過如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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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見個人,不看見社會與階級;暗殺所得之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階級的善,可以去掉社會的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之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因此……我敢說暗殺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跡,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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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陳獨秀1901年至1905年間的思想,反帝、愛國是主旋律。清政府腐敗,不能依靠它來救亡圖存,也逐漸明確起來。至於革命主張,就相當駁雜了。既有法蘭西共和思想,又有皇帝也是一國之人,政府代表國民的君主立憲因素;既有喚醒國民起來的大眾革命思想,又有參加暗殺團的無政府主義影響。這是正常現象,人的成長是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和提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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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任教與重組岳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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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炸五大臣失敗,實際結束了吳樾所說的「暗殺時代」。此後革命黨更加重視集合團體力量、準備群眾起義的組織工作。「中國同盟會」應運而生。1905年8月,集合國內十四省、代表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的100多位革命黨人在東京召開了同盟會成立大會。陳獨秀則從1905年8月開始,結束了在《安徽俗話報》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安徽公學」、「安徽初級師範學校」和「岳王會」的事業中,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為革命黨培訓骨幹。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一直沒有參加同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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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辦的第一個學校——安徽公學的前身,是李光炯、盧仲農在長沙開辦的「安徽旅湘公學」。李、盧都是比陳大二、三十歲的教育界老前輩。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舉人,隨當時學界鉅子、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1904年春,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第2期上為「安徽旅湘公學」宣傳:「我想安徽有志求學的青年,很可以到那裏去學習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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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所被革命黨人掌握的學校,黃興及趙聲、張繼等陳獨秀的至友都來任教。如此貴重的師資,辦在湖南長沙而專收安徽人,勢必發生種種困難。同年10月,黃興等華興會骨幹策劃起義計劃事泄,安徽旅湘公學受牽連,搬到省內第二重鎮、陳獨秀所在的蕪湖市。據從那時成為其終生朋友的高語罕說:「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12]學校也改名為「安徽公學」,於1905年2月開學。為此,《安徽俗話報》刊出招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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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學原名旅湘公學,在長沙開辦一載,頗著成效。惟本鄉人士遠道求學,跋涉維艱,茲應本省紳商之勸,改移本省。並稟撥常年鉅款,益加擴張,廣聘海內名家,教授倫理、國文、英文、算學、理化、歷史、地理、體操、唱歌、圖畫等科。」「(報名者)必須身體健康,心地誠樸,志趣遠大,國文通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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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聘請安徽同鄉,前駐英欽使李經邁(李鴻章之子)和淮揚道蒯光典為名譽總理,著名鐫刻家鄧石如後人鄧藝蓀(繩侯)為副總理。所聘教員多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劉師培、張伯純、蘇曼殊、謝無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贊化、潘璿華等。1906年8月,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對安徽公學所作的《履勘調查報告表》發現:該校「並無編輯講義」。試問,宣傳反清革命的內容,何以能編成講義呢!知府大人可能已經嗅到點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在「總評」一項中,自圓其說地寫道:「該堂教員、管辦員及學生均各精神奮發,志氣軒昂,可推府屬學堂之冠。惟教員多因出洋剪髮,學生薰陶所及,去髮辮者甚眾,談論舉止,饒有重外輕內思想,若能歙才就範,講求倫理,尊君愛國,宗旨一歸純正,則將來造就未可量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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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是,該校為長江中游「革命之策源地」。[15]招生不限於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時又與東京同盟會總部、南京、上海、安慶、合肥等地革命組織互通聲氣。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蘊山說:「這是安徽革命運動的序幕。」[16]同盟會元老馮自由亦稱:「皖人之傾向革命實以該校為最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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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4月,陳獨秀親自創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這一史實過去鮮為人知,後來發現一份與太平府報告表相似的對公立徽州初級師範學堂的《履勘調查報告表》,[18]才發現陳獨秀還擔任過該校監學,並任教育、地理、東語(即日語)課教員。各科教員幾乎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如倫理兼心理教員金紹甫(劉光漢)、理化教員潘璿華、博物生理教員潘贊化、算學教員盧仲農、經學國文教員汪宗沂等。其課程設置、教材也與安徽公學相同。報告特別指明:「教授均用新舊書籍,並無編輯講義。查經學一科,教授鐘點過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因為學校已經放假,汪昌麟可能從課程表的安排和口問中發現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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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皖江中學與上述安徽公學、師範學堂情況類似。知府汪昌麟對這三校一起履勘後,表示要進行整頓。陳獨秀也在皖江中學任教或代課。關於這一點,有些學者根據1906年蘇曼殊給劉三的信和柳亞子所寫的《曼殊全集》序,認為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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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夏,安徽公學基本穩定,陳獨秀與柏文蔚等走訪淮上各縣,串聯革命黨人,重建反清秘密團體「岳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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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史家都認為岳王會是陳獨秀所獨創。有研究者經過詳細考證發現,岳王會創立於1898年冬的安徽壽縣,是豫皖間哥老會的別部,以反清為目的。陳獨秀這次不過是重組而已,較早入會者有柏文蔚、常恒芳、岳相如、範傳甲、鄭贊丞等人。名門之後孫少侯(毓筠),其祖父孫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及光緒帝師,看不起幫會組織,不參加岳王會,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資助。1903年,該會已處於散漫狀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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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憶:安徽公學成立不久,在成立黃氏學校從事暗殺工作的同時,大家以為「排滿革命,徒從宜多,主義雖定,宣傳宜廣」。於是,陳、柏遍訪了原岳王會成員,會晤孫少侯等各路豪傑。發起重組岳王會,「秘密結合,採取燒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對外不發表文字,也沒有甚麼政治綱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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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蕪湖的岳王會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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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岳王會規模迅速擴大,深入各個階層。常恒芳成立安慶分部,柏文蔚成立南京分部,皖北也成立了分部。陳獨秀則坐鎮蕪湖,任總部會長。這些分部又有周邊組織,勢力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進而與同盟會結合,發動一系列重大行動。1906年春,吳暘谷奉命從日本回國建立同盟會安徽分部。他動員大部分岳王會南京分會、安慶分會成員加入同盟會,岳王會已名存實亡。有一種說法稱,同年夏,岳王會總部正式作出決議:接受吳暘谷等介紹,全體加入同盟會。但是,鑒於總部會長陳獨秀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這個決議值得懷疑。岳王會是鬆散的幫會性質團體,總部與分部及會員間並沒有嚴密的組織關係,各自獨立活動。大多數會員被高舉「反滿革命」旗幟的更為激進和嚴正的同盟會所吸引,不足為奇。這些會員成為同盟會及後來國民黨的重要骨幹,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此後他們在江淮地區策劃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最著名的是1908年熊成基等舉行的安慶起義。陳獨秀未參加這些起義的具體策劃,並在1907年徐錫麟起義後避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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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禁要問,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為甚麼在起義不斷時卻不見蹤影?從表面上來看,一是正因為前兩年過於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不得不退居二線。二是正因為當時急需宣傳群眾,培養幹部,所以他去做辦報、組校、結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有沒有更深沉的思考?例如,對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釗、吳樾等的暗殺活動,對岳王會、同盟會一類組織及其策劃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他有甚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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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王會成立後,只看到南京、安慶兩個分部與同盟會合作進行的活動,沒有看到蕪湖總部的活動和陳獨秀對分部工作的態度,好像總部被架空了。1910年,陳獨秀在紀念12位戰友而寫的《存歿六首》中,只有一位,即當時還活着的鄭贊丞曾是岳王會的幹事。柏文蔚、常恒芳這種遠在鄭之上的重要人物,卻不在詩中。同盟會那樣以「反滿」種族革命為中心的綱領,他顯然是同情而不擁護。不能說陳當時已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因為直到1924年總結27年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時,他才明確說出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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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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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瞭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而,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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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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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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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總結,「單純排滿的種族革命而不反帝,單純軍事行動而不發動民眾」點中了1922年與共產黨合作前的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的要害,似乎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陳獨秀拒不參加同盟會(後來對加入國民黨也不積極),也不積極參加他們領導的武裝起義,自己也不發動起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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