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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另一位著名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向新文化派發難。林年過七十，博學多才，早年曾有愛國思想，以「遺民」「清室舉人」自居，一直留着辮子。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95]影射攻擊陳獨秀為首的一班人。《荊生》中，說有個田必美（影射陳獨秀，從姓氏源流上說，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適，「胡」與「狄」都有蠻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適」，據《論語里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輿比。」）和金心異（錢玄同，「錢」與「金」同義，「同」與「異」反義）三人，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倡白話，廢文字，詆毀孔子倫常，被偉丈夫荊生聽見，把這班人痛加毆打。《妖夢》與之類似，說某人夢見有個「白話學堂」，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任教務長，胡適任副教務長，非聖非賢，被一個食過太陽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荊生」和怪物，暗指當時崇拜林紓的皖系實力派人物徐樹錚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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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林紓在徐樹錚主持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指出教員所反對的只是那些依託孔子以反對革新之不合時宜的言論，並非以孔子為敵；北大課卷仍用文言，但講解古書必賴白話。白話並不遜於文言，而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蔡曲意而勇敢地捍衛了新文化運動，信末，宣佈了他在北大辦學的兩大著名主張：一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為「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還明確表示自己支持新文化運動，指出：「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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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為了保護北大，蔡還是作了一些妥協，如在1919年3月1日，召開評議會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後實行「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其目的就在於變相免除陳獨秀學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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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局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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懾於學生和公眾輿論強烈反對，國會沒有通過林紓擬議的、安福系議員張元奇提出的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將出面干涉北大的流言卻頗為盛行。有人認為，如果不發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學和其他大學的新思想運動很可能受到當局鎮壓。「五四」之後，政府雖然窮於應付運動和外交，還是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過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單進行監視。6月11日陳獨秀上街散發傳單，即被逮捕，雖經各種勢力特殊營救，也被關了三個多月，而且出獄後還被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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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謠言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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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社會上也開始流行關於陳獨秀等人的謠言，其中最嚴重的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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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謠言是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已被北大驅逐，首先出自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之口。此生在徐樹錚辦的立達中學讀書時，是林紓的學生。進入北大後做保守派報紙《神州日報》通訊記者，兼做林紓的情報工作。他收集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誹謗性材料，提供給林紓和報刊。此人崇尚舊文化，酷愛舊戲，與主張廢除宣揚舊道德和舊戲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嚴重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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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陳獨秀在答復張厚載用化名寫的來信時斥之曰：「夫褒貶作用，新史家尚鄙棄之，更何論於文學學術？且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眾之中，誠世界所獨有，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完全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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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主張自有一些道理，但是舊戲的各種缺點可以通過改革消除，而增強其有益的教育民眾的一面。過激的思想，促使陳等提出了「廢除舊戲」的主張。對於演劇和歌曲，胡適甚至主張「廢唱而歸於說白」（即話劇）。張厚載對此恨極，尋機報復。他一面把上述《荊生》、《妖夢》轉寄《新申報》發表，一面向《神州日報》提供謠言，說陳獨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陳獨秀已經被迫辭職，蔡元培也不否認，等等。此說不脛而走，大家信以為真，同情陳獨秀的人士紛紛在各報上發表評論，表示「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聖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當干涉。這些言論雖是譴責政府，但反過來，又擴大了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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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家、文學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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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胡適出來嚴厲批評張厚載，迫使張進行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98]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闢謠，指出「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99]陳獨秀則撰文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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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的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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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作對，這事盡可以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着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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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北京大學教授評議會通過決定，開除了張的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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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譴責下，林紓和張厚載不得不公開認錯。「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張厚載寫信給胡適表示「謝罪」。他還對蔡校長表示承認轉發林紓兩小說，「攻擊陳、胡兩先生並有牽涉先生之處……歸罪於生」。蔡則表示：「林君作此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101]陳獨秀乘勝追擊說：「像這樣勇於改過，倒很可佩服。但是他那熱心衛道宗聖明倫和擁護古文的理由，必須要解釋得十分詳細明白，大家才能夠相信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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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謠言是說陳獨秀到前門八大胡同妓院嫖妓，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洩憤。此謠言最具殺傷力。當時嫖妓是較普遍的現象，妓院業是公開合法的，但道學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況且陳獨秀是蔡元培宣導的北大進德會的成員，「不嫖」是基本一戒。即使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和與陳獨秀私誼很好的人，在聽到「挖傷下體」的謠言後，也表示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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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在沈尹默、湯爾和、馬敘倫等人的壓力下，在湯家開會，沈、湯這兩位兩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的謀士，「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畢竟是進德會提倡者，最後不得不同意提議，決定在4月8日召開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會議，議決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選馬寅初為教務長，陳獨秀、夏元瑮（字浮筠，北大理科學長，也有嫖妓問題）被改聘為教授。陳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了。這時，蔡的心情該是「揮淚斬馬稷」吧？此後，夏爭取到經費出國遊學，陳則因散發傳單被捕，被營救出獄後自動脫離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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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湯爾和回寓途中遇見陳，見其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已。1937年，湯爾和出任侵華日軍扶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長，1940年死於肺癌。為其致悼詞並且接任其職的，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幹將之一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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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不怕與保守派對立，只恨無理的強權與謠言。他認為，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的對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恆地發展的。在那封因被捕而未及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信中，他說過極深刻而富有哲理的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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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保守派，從前也做過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將來也要變成保守派。世界進化的大流倘沒有止境，那保守革新兩派的爭鬥，也便沒有止期。我想就是再過一百萬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久是保守革新兩派對抗的世界，不過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進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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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派對於保守派，當然大聲疾呼，攻擊他的短處，就是有時動了感情，罵幾句粗惡的話，也都無妨；若是只望消滅世界上新舊並立的現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為革新派自己，對於將來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舊遞變，以至無窮，那新舊並立的現象何時才能消滅呢？[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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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止於智者。在陳獨秀被謠言中傷而處境困難的日子裏，在一些「戰友」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時候，胡適這位智者保持着清醒的頭腦，拒絕信謠傳謠。16年後，他在給湯爾和的信中，譴責他「為理學書所誤，自以為是，嫉惡如仇，故不免為夷初諸人利用也」；責問道：「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小報所傳，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個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他認為，若無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獨秀後來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時隔多年，胡適對陳仍表示深深的同情和義憤。對此，湯爾和承認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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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夢舟日記》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歷史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