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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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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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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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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李達也對陳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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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裏提醒覺悟起來」；「我們對他應該要表示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吃苦』的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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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毛澤東從正在風起雲湧地醞釀着五四運動巨大風暴的北京，帶着遍訪新文化運動的幹將而陳獨秀對他影響最大的感受回到長沙後，立即發動並領導起響應北京的湖南五四愛國運動。從此正式地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政治鬥爭舞台。6月14日，得到陳在北京被捕消息後，毛澤東仿效《每週評論》創辦了湖南學聯機關報《湘江評論》，並在創刊號上親自寫了一篇《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的文章，充分表達了對陳獨秀精神最深刻的瞭解和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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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裏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着「賽因斯」（科學），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加給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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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結尾，毛澤東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並認為：「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着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想，使他越發光輝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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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期間送給日本朋友的陳獨秀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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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篇文章看到，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崇敬，經過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訪時「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已經進入到唯其獨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陳獨秀早已被視為與托派相結合、被莫斯科打入十八層地獄，毛澤東為了不得罪史太林和遷就大多數，只能維持原案。但是同時，還講了前文引過的一大段話，為他辯護，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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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識知己，高山覓知音。這次被捕事件，最深切瞭解陳獨秀人格魅力和思想價值的要算是李大釗。陳在獄中時，李發表《是誰奪走了我們的光明》是為一證。陳出獄後，李又作《歡迎獨秀出獄》詩三首，更富激情，意蘊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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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於戰不勝真理。甚麼監獄甚麼死，都屈服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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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別才有幾十日，這裏有了許多更易；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如今「隻眼」的光明復啟，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每週評論》在陳獨秀入獄後的8月31日被當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懾，不必歎惜；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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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好的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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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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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如刀，無奈離開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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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怎樣離開北大，有的學者歸罪於陳獨秀的生活作風，這種觀點十分無聊而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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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從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到1917年以後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獨秀這位「總司令」的命運，必然是「堂・吉訶德」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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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發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在進步青年和思想界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舊派人物自鳴清高，不屑置理。於是，錢玄同和劉半農乘輪值編輯第四卷三號《新青年》之機，二人演了那出「雙簧」戲。此作果然達到目的，影響很大，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新高潮。但過分渲染反對者的無知，卻誘發了舊派人物的強烈反彈，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勢很快逆轉，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至少受到三股勢力的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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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方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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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也是保守派的大本營。特別是文科，代表人物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辜鴻溟公開作文《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說文言文並非是「死文字」，它可以傳「道」，而白話文「使人道德淪喪」。[93]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學生陳鍾凡等數十人，成立《國故》社，劉、黃任總編，主張保存「國粹」，宣揚舊文化、舊道德，與《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對壘。黃侃罵白話文是「驢鳴狗吠」。梁漱溟則反對「歐化」，主張「東方化」，成立「孔子研究會」，宣揚儒學和佛學。但是，保守派由於與新文化派同處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顧及面子和舊誼及維持日常的教學和生活，雙方保持各自的觀點，沒有採取嚴重對抗的行動。嚴重對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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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當時的輿論重鎮《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先後推出他自己化名「傖父」寫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評判》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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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對「君道臣綱，名教綱常」讚歎不已，而污蔑新文化是「猩紅熱和梅毒」；錢文則認為西洋文明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影響是功利主義，於中國文明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義，而功利主義最大罪狀是崇歐美而敗先賢；《中西文化評判》[94]主要引用德人台里烏司氏對中國當時大儒家辜鴻銘所著《春秋》大義的稱讚，承認孔子倫理優越於西洋文明，德國的君主制優越於美國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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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上三文，陳獨秀首先於1918年9月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提出16個問題進行質疑。杜亞泉在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記者質問》，進行辯解，但卻對多數質問不作回答。1919年2月，陳獨秀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予以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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