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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出獄離京後給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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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20]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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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為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以下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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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五四運動。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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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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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此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故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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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工讀互助團運動。到上海後不久，他就與王光祈、毛澤東等人發起籌備上海工讀互助團。在27日的籌備會上，他還提出具體的工作意見，如工讀互助團成員可以進行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可是，一個月後，傳來北京和上海互助團紛紛瓦解時，他終於放棄此空想，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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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幹就幹，陳獨秀一面學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巴黎（華工）等地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即資本主義）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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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陳獨秀又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上海各業工會代表發起的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會議，提議當天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最後，籌備會推陳獨秀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他還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在各種工人集會上頻頻發表演講，發表通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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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集會，紀念勞動節，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軍警霸佔體育場進行阻止，群眾四次轉移場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議軍閥的壓迫。由於蘇俄政府對華宣言正式傳來中國，會上及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答謝蘇俄政府宣佈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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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以後，陳獨秀開始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工人運動納入共產黨的革命範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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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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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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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和中國任武雄（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原館長）詳細考證，這是子虛烏有的事。[25]筆者同意二位學者的理性思考。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高一涵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26]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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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且在國外——日本，[27]顯然是聽人所說。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的材料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他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28]立即把這兩句話刪除了。以至在中共掌權後，大樹特樹李大釗創建中共偉大形象的1963年，高所寫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29]二文時，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已經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的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也不排除有的人別有用心，將錯就錯，以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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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所策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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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30]和眾多的佐證資料。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姜般若家中住，這裏還住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據章回憶：「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姜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着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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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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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蔡和森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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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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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到5號，就改名為「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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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雖未參加，是因為陳獨秀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但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與李曾秘密會見了鮑。所以，鮑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但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最終轉變為自己的建黨方針（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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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上曾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32]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敍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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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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