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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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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產國際互助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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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國際給了陳許多幫助，陳也給了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說，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聯共、國際及其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俄的革命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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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似乎使馬克思主義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但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列強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從事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俄友好、至少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己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這是「紅色帝國主義」自保並向遠東擴張行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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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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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是自身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各個系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共產國際、聯共、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系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都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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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松給聯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瞭解當地的情況。」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述周，派他去中國工作。但他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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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把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當時北京皖系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給吳佩孚，稱其「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35]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36]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運動的領導人」。甚至稱讚「陳烔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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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38]其實，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一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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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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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才最後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所物色的對象。從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關於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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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准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東各國革命的工作。遠東局下設海參崴分局東方民族處，其成員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及維經斯基、馬馬耶夫、埃爾傑列夫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東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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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局一成立，維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啟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維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代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39]中，可以糾正中國傳統所持的陪同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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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經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接觸。一見面，就稱李大釗「達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志」。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達到了同志的水準。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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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與時俱進，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進而成為籌建共產黨的基地。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在上海新文化運動中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與此同時，其他工作也進展順利。1920年5月，即與陳獨秀接觸後不久，就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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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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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並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梁冰弦等，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李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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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獨秀的抵制和不現實，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俄方不瞭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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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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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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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只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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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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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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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7月，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四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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