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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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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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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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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和中國任武雄（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原館長）詳細考證，這是子虛烏有的事。[25]筆者同意二位學者的理性思考。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高一涵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26]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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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且在國外——日本，[27]顯然是聽人所說。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的材料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他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28]立即把這兩句話刪除了。以至在中共掌權後，大樹特樹李大釗創建中共偉大形象的1963年，高所寫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29]二文時，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已經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的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也不排除有的人別有用心，將錯就錯，以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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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所策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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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30]和眾多的佐證資料。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姜般若家中住，這裏還住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據章回憶：「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姜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着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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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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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蔡和森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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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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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到5號，就改名為「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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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雖未參加，是因為陳獨秀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但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與李曾秘密會見了鮑。所以，鮑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但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最終轉變為自己的建黨方針（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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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上曾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32]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敍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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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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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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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產國際互助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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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國際給了陳許多幫助，陳也給了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說，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聯共、國際及其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俄的革命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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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似乎使馬克思主義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但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列強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從事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俄友好、至少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己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這是「紅色帝國主義」自保並向遠東擴張行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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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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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是自身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各個系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共產國際、聯共、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系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都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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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松給聯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瞭解當地的情況。」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述周，派他去中國工作。但他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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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把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當時北京皖系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給吳佩孚，稱其「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35]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36]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運動的領導人」。甚至稱讚「陳烔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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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38]其實，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一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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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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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才最後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所物色的對象。從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關於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