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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准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東各國革命的工作。遠東局下設海參崴分局東方民族處，其成員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及維經斯基、馬馬耶夫、埃爾傑列夫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東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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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局一成立，維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啟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維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代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39]中，可以糾正中國傳統所持的陪同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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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經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接觸。一見面，就稱李大釗「達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志」。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達到了同志的水準。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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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與時俱進，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進而成為籌建共產黨的基地。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在上海新文化運動中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與此同時，其他工作也進展順利。1920年5月，即與陳獨秀接觸後不久，就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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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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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並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梁冰弦等，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李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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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獨秀的抵制和不現實，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俄方不瞭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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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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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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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只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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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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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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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7月，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四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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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封信還表明，他們還沒有放棄在天津、廣州以及漢口、南京等地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在這些城市也建立類似上海革命局這樣的領導機構。他們聯繫的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別的選擇，這些努力是註定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們的胃口很大，要陳獨秀等一起在上海和這些城市中的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工會中央局」，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黨工作」。信中說：「這一周，我們組織部（即上海革命局組織部——引者）要召開10個地方工會和行會各出兩名代表的代表會議，成立工會中央局。中央局將派一名代表參加我們的上海革命局。」對此，陳獨秀又進行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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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長期住在上海，從這年2月到滬後就深入工人中間，與現有的由資本家代理人、政客、工頭、幫會控制的各種黃色工會打交道，深知在這樣的工會組織基礎上進行建黨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他說：「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他主張覺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45]而這樣的工人團體（工會）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維經斯基計劃中的各地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中央局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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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作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等和陳獨秀曾聯繫過當時在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會並被選為評議長的龔德柏（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全國學聯會長狄侃、上海學聯會長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和全國學聯在滬代表及有關省市的代表。維經斯基信中承認：這些學生及其團體大多受胡適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的影響，主張「依靠民主美國來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可以通過利用外國非侵略性資本（美國資本）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方式來拯救國家。」[46]因此，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根本不感興趣。後來，龔德柏回憶與陳獨秀的接觸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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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開會期內，我個人可說是絕無活動，以為將來地步。但他人對我則設法納致，以為其黨。比如陳獨秀即其最著一人。陳氏這時住在上海，隱然以中國列寧自居。他託人約我談話。……我們兩人談話約兩點鐘，我對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總離不開欺騙。我那時已是二十九歲，常識很豐富，他的欺騙話，我完全清楚。談過後，我對他左右的人痛罵他欺騙。後來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脫離他的圈套。[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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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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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中共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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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號）復刊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終於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員外，有些是維經斯基說的是陳獨秀寫信請來的外地同志。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全面負責黨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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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在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的指導下，互相幫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許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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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青年》復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成了《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堅定地表示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還用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指名批評了胡適、張東蓀、無政府黨人和上海資產階級。對於自己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陳獨秀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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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開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主要譯載當時各國報刊書籍中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和蘇維埃政府狀況的資料，主要譯者多是上海發起組成員。發起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又稱「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第一批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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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個全譯本，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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