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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起組成立，在漁陽里六號（今淮海中路）開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公開掛牌，並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生，作為掩護，實際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訓幹部的「黨校」。學員主要是各地革命團體選送來的。如1920年暑假，蕭勁光、任弼時等六人，就是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介紹來的。後來劉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學習過。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想影響，離開家庭和學校，來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陳獨秀謀求出路，投身革命。發起組就把他們安排在外國語學社學習。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主要由他和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授俄文，隨後選拔一部分去俄國深造。學員最多時有五、六十人，少時也有二、三十人。其中約有二十多人先後分三批到莫斯科學習，其他則分配到國內各地工作，為中共早期培養了一大批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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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上海發起組先派最年輕的黨員俞秀松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批共青團員中有位金家鳳，出身富裕，五四運動時是上海學運的領導人之一。陳獨秀來上海辦「外國語學社」、建團、建黨缺經費，他託言要留法十年，向家要了六千銀元給陳獨秀。陳介紹他和妻子毛一鳴給蔡元培和李大釗，進了北大。1921年跟隨李大釗發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者大同盟」；1922年5月與鄧中夏一起作為北京代表，出席了全國首屆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55]陳獨秀經常參加青年團的會議，上海發起組同時也是全國青年團的發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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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建立工會，重點開展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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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表明，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發起組成立後，最大的革命工作就是工人運動，把運動的重點放在籌辦工人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真正的工會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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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大的工人刊物是8月15日創刊的《勞動界》（週刊）。此外還有面對店員的《夥友》週刊。1920年，陳獨秀在上述工人刊物上發表了約20篇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與此同時，即開始在工人中組織工會的工作。10月3日，在漁陽里六號（即外國語學社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所在地）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籌備會。楊明齋、陳獨秀先後發表了演說，陳獨秀還為這個機器工會草擬了章程。這是中共領導下制訂的最早的工會組織章程。陳獨秀出任工會募經處主任，為工會活動募集經費。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近千人。孫中山和陳獨秀在會上發表了演說。這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工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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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指導各地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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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發起組是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是全國建黨活動的中心。一些成員因留學、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上海，也帶着到各地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如施存統和周佛海先後到了日本；陳公培和趙世炎先後到了法國。他們在各地建立組織後或籌備過程中，繼續與上海發起組保持聯繫，以不斷地得到指導。另外還有陳獨秀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武漢的建黨工作，先由李漢俊委託在漢的董必武發起，隨後陳獨秀又派回武漢工作的劉伯垂推動。陳還親自到廣州重建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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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進行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鑒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個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二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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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56]當時在勤工儉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臨去法國勤工儉學時，趙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工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5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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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公佈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一份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他的信任和崇敬，稱之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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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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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〇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59]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60]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和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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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在《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沒有證明。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於是，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潔披露烈士1920年6月至7月間日記內容時，這個謎就揭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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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個女性叫「崇俠」，與沈玄廬一起是《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因為共同的改造社會的理想，產生了很深的愛情。但是，當時沈已有四個夫人，他們的愛情受到四個夫人的強烈忌恨。同時，同在一個社裏的沈仲九也愛上了崇俠，而且與沈玄廬發生矛盾，一度出走，準備自殺。崇俠夾在這種種矛盾衝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尋找擺脫這種環境的出路。沈仲九和劉大白對佛教很感興趣，在崇俠面前經常談佛論道，於是她深受影響，終於產生了出家當尼姑的念頭，時間是1920年7月。以上情況，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記》和日記中抄錄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俠致沈玄廬的信（7月21日）中，有詳細的記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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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6月17日的日記說：「玄廬和崇俠很親愛……玄廬與崇俠談天，我就加入進去，他們就對我宣佈他們倆底愛情怎樣深切。」當崇俠無法擺脫對玄廬的愛情與改造社會之間的矛盾時，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來成全玄廬改造社會、在故鄉浙江蕭山衙前做農民運動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記寫道：「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以後，志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7月21日的日記終於有了結果：「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可見，她參加了陳獨秀5月召集的一、二次籌備共產黨的座談會後，就很快「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印證了李立三說法。而沈玄廬的確受了這個刺激和激勵，把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衙前農民運動搞得相當的轟轟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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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說明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63]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甚麼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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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1920年的中國婦女報刊史上首份畫報——《解放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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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籌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來看，從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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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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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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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人民呼聲是：「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賣國為對象的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這次行動與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與共產黨結緣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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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於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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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當時也剛剛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陳獨秀則還處在由自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這時雖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但還是「大雜燴」。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釗與胡適爭論「主義與問題」火熱的時候，毛澤東不是站在李大釗一邊，而是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這個章程中所列的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文章所提到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可見毛對胡的思想和主張是認真研究、衷心擁護，不是隨便附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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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後，還代表「新民學會」上書並拜訪胡適，爭取胡支持湖南的驅張運動。1920年1月5日胡適日記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請胡適設計了在湖南具體落實胡適主張的方案。胡適1951年5月16–17日日記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66]毛澤東在當時給朋友信中稱：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67]——從他在信中的敍述來看，這個自修大學，實際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過的「工讀互助團」那樣的組織。所以，毛澤東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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