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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毛澤東從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只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是陳獨秀。可能他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由於其他各種思想的干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他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69]如果毛澤東從北京直接回(湖)南，不是經過上海與陳獨秀見面的話，必如傅斯年、羅家倫那樣成為一個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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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到達上海。一方面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一方面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已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麼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着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作了一次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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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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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毛澤東又讀了三本上述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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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這裏所說的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對），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是果真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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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汲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72]隨後，毛澤東一面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面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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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7月離開上海，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只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長沙毛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發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73]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作「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週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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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這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莫過於陳獨秀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直接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當時湖南建黨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而這時的新民學會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團，還未進入到建黨階段。陳獨秀上海發起組11月創辦的《共產黨》月刊，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批判無政府主義，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當時受毛澤東委託在長沙進行建團工作的張文亮的日記，生動地記載了1920年11、12月陳獨秀與毛澤東在這項工作上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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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託我尋覓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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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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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來時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我多找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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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正是陳獨秀動身去廣州的前一天，未去長沙參加青年團成立會——引者）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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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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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共產黨》這個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就在文化書社，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會議主題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採取何種方法？從何入手？毛澤東首先介紹了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一是社會主義政策，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三是激烈方法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74]與會者各抒己見，熱烈討論達兩個小時，最後表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第三種，二人贊成第二種，一人贊成第四種，三人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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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過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友中進行着。蔡和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但是，由於會友中無政府主義勢力強大，他的主張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他把這種情況分別寫信給陳獨秀和毛澤東。陳把他的信發表在《新青年》上，並答信表示支持。毛澤東也覆信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批判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觀點。關於建黨步驟，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還特別說明「宣言即仲甫所為」。《共產黨》在當時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創刊詞「短言」並未署名。此信表明當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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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十分支持毛澤東發展青年團的正確方針。這年春天，他在廣州還特地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在湖南大大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一大」後，湖南得以順利地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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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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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陣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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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思想界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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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他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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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制，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引起胡適的不滿。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週評論》。從此，該刊改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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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要求大家都拋開主義，只注意眼前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主張以實驗主義為指導實行改良。這是他改良主義政治態度的首次聲明，對於胡適一生思想轉變也是一個標誌。李大釗則立即作出回應《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緊接着，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75]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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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廳總監吳炳湘把胡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週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算完了。」[76]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週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週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瞭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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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作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作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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