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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進行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鑒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個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二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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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56]當時在勤工儉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臨去法國勤工儉學時，趙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工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5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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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公佈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一份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他的信任和崇敬，稱之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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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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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〇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59]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60]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和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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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在《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沒有證明。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於是，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潔披露烈士1920年6月至7月間日記內容時，這個謎就揭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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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個女性叫「崇俠」，與沈玄廬一起是《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因為共同的改造社會的理想，產生了很深的愛情。但是，當時沈已有四個夫人，他們的愛情受到四個夫人的強烈忌恨。同時，同在一個社裏的沈仲九也愛上了崇俠，而且與沈玄廬發生矛盾，一度出走，準備自殺。崇俠夾在這種種矛盾衝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尋找擺脫這種環境的出路。沈仲九和劉大白對佛教很感興趣，在崇俠面前經常談佛論道，於是她深受影響，終於產生了出家當尼姑的念頭，時間是1920年7月。以上情況，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記》和日記中抄錄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俠致沈玄廬的信（7月21日）中，有詳細的記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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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6月17日的日記說：「玄廬和崇俠很親愛……玄廬與崇俠談天，我就加入進去，他們就對我宣佈他們倆底愛情怎樣深切。」當崇俠無法擺脫對玄廬的愛情與改造社會之間的矛盾時，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來成全玄廬改造社會、在故鄉浙江蕭山衙前做農民運動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記寫道：「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以後，志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7月21日的日記終於有了結果：「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可見，她參加了陳獨秀5月召集的一、二次籌備共產黨的座談會後，就很快「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印證了李立三說法。而沈玄廬的確受了這個刺激和激勵，把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衙前農民運動搞得相當的轟轟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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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說明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63]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甚麼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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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1920年的中國婦女報刊史上首份畫報——《解放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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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籌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來看，從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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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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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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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人民呼聲是：「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賣國為對象的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這次行動與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與共產黨結緣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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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於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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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當時也剛剛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陳獨秀則還處在由自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這時雖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但還是「大雜燴」。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釗與胡適爭論「主義與問題」火熱的時候，毛澤東不是站在李大釗一邊，而是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這個章程中所列的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文章所提到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可見毛對胡的思想和主張是認真研究、衷心擁護，不是隨便附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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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後，還代表「新民學會」上書並拜訪胡適，爭取胡支持湖南的驅張運動。1920年1月5日胡適日記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請胡適設計了在湖南具體落實胡適主張的方案。胡適1951年5月16–17日日記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66]毛澤東在當時給朋友信中稱：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67]——從他在信中的敍述來看，這個自修大學，實際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過的「工讀互助團」那樣的組織。所以，毛澤東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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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毛澤東從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只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是陳獨秀。可能他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由於其他各種思想的干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他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69]如果毛澤東從北京直接回(湖)南，不是經過上海與陳獨秀見面的話，必如傅斯年、羅家倫那樣成為一個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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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到達上海。一方面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一方面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已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麼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着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作了一次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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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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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毛澤東又讀了三本上述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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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這裏所說的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對），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是果真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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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汲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72]隨後，毛澤東一面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面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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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7月離開上海，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只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長沙毛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發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73]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作「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週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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