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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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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陣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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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思想界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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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他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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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制，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引起胡適的不滿。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週評論》。從此，該刊改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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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要求大家都拋開主義，只注意眼前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主張以實驗主義為指導實行改良。這是他改良主義政治態度的首次聲明，對於胡適一生思想轉變也是一個標誌。李大釗則立即作出回應《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緊接着，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75]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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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廳總監吳炳湘把胡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週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算完了。」[76]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週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週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瞭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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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作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作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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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陳獨秀一直是激進的革命派，與主張「根本解決」的李大釗心心相通。早在胡適在中國和美國學校形成改良主義思想時，陳獨秀就已拋棄康梁改良派，在腥風血雨中培育起從根本上推翻舊制度的暴力革命觀。這裏就埋下他必然與胡適分裂的根源。所以，一旦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之時，也就成為他告別胡適之日。十幾年後，胡適為此而感嘆道：「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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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寫了一篇《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這場「主義與問題」的爭論作了一個總結，主要觀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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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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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有許多青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制度改了，對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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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有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甚麼主義甚麼制度。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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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短文，概括了當時思想界的兩大弊病，既反對了「空談主義不去努力」的傾向，又反對了「不談主義盲目努力」的傾向。同時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他的行船方向論是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中的觀點），批判了胡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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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胡適必然分手的另一個深刻的原由是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即要不要與政治相結合。已如前述，在這個問題上，二人原來是默契的，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因此救亡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着手。所以，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同意「不談政治」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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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的性格如同火與冰，完全不同。陳是疾惡如仇、激情澎湃，胡則是理智冷靜到幾乎到「冷血」的程度。面對國家危亡的危機，胡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讀書和研究學問以及文學改革之外，甚麼救國運動、革命鬥爭，都不應該進行。1915年他在美國留學時，日本繼侵佔我國山東後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留學生皆極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甚至有準備回國參加對日作戰者。3月1日綺色佳城的留學生集會，商議反對日本的進行辦法。胡適不僅不與會，還寫一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此條在會上一讀，大家都嗤之以鼻。連他的好友任鴻雋也怪他的「不爭主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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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發生後，陳獨秀堅決要談政治，於是創辦了《每週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份周報是陳與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的產物。當時由於發生了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胡適被運動熱潮所裹挾，沒有像1915年那樣對抗，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宣傳杜威實驗主義哲學上，並因此而與李大釗發生了主義與問題的論戰。現在，陳獨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邊，接受馬克思主義，二人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的分裂終於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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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瞭解李、胡之爭後，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縫。會前胡適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80]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海時，就將其帶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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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所以提出這個主意，顯然不是隨意一想，而是出於他對陳、胡二人的認識——陳獨秀待人的真誠品格給了他太深的影響。後來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那門是開着的，裏面幾把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卻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內無武器，請勿疑慮』。」[81]由此看來，魯迅對《新青年》給胡適辦是不放心的，而對陳獨秀卻一百個放心。應該說，魯迅對二人的認識真是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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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陳獨秀到上海後全面轉向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號是「勞動節專號」，第8卷第1號起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陳獨秀估計到北京同人必有異議，就在吸收陳望道參加編輯部後，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徵求《新青年》今後怎麼辦。他提出：是否繼續出版？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82]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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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上述，第6號編輯好後，由於出版商群益書社在「定價與登（廣）告」問題上，與陳獨秀多次發生衝突，5月7日，陳獨秀又給胡適和李大釗發去一信，催促北京對辦《新青年》的意見，並告與群益老闆的衝突，甚至說：「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為此，他又提出兩個新的辦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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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發出後，又發生一件事：因「五四運動」一周年來臨，京滬等地一些學生，以抗議「山東問題」而舉行罷課集會等活動。胡適、蔣夢麟於5月4日在報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規勸學生安心讀書。結果有人在上海的《正報》上發了一篇罵胡適的文章。陳獨秀乘機，在上信四天後的5月11日，又在胡適等北京諸人沒有回信的情況下，把此報寄給胡適，並附信說：「群益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妥辦，他又不肯放手，究竟應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信中還第一次附和胡適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形勢不該輕易發動學生運動，所以表示對《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並熱情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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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內，陳獨秀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真是一個硬漢子，同時又很重感情，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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