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47558
胡適終於被深深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表示了堅決招股獨立辦刊的四條理由:
1705947559
1705947560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不便招股。
1705947561
1705947562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裏來?
1705947563
1705947564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只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
1705947565
1705947566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1705947567
1705947568
信的末尾,具體解釋了陳與群益衝突的原因,加強了他執意獨立辦刊的決心: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廣告,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才(再)將就他,那麼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85]
1705947569
1705947570
但是,獨立自辦《新青年》,談何容易!不僅有經費缺乏,還有稿荒問題。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只好靜觀待變,不供稿,待塵埃落定再說。陳獨秀又焦急起來,原來打算與一家叫「興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對也只好取消。5月25日陳又致函胡適解決辦法:「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只好不租發行所,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只需四百餘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籌得否;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只當加好萬不可減壞。」
1705947571
1705947572
信中的約稿,除了胡適的一篇演說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譯稿已經收到外,還提到張申府的譯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魯迅兄弟的小說,要胡適「分別催來」。[86]
1705947573
1705947574
就這樣,以6期為1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這三個月中,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共產黨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八卷一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了。這可以從7月2日陳獨秀給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1705947575
1705947576
《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
1705947577
1705947578
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87]
1705947579
1705947580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制」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種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面做人。
1705947581
1705947582
1705947583
1705947584
1705947585
維經斯基,原名格裏格裏・納烏莫維奇・札爾欣,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俄國人。是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
1705947586
1705947587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8卷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而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子學說及形而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88]
1705947588
1705947589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鑒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只反無政府主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但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妥。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89]
1705947590
1705947591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陳有何答復。而由於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他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號出版後,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不久將南下廣州。
1705947592
1705947593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繫,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90]
1705947594
1705947595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響。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要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系首領梁啟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1705947596
1705947597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以上的反應,就在1920年12月21日廣州致函高一涵與胡適,報告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和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91]
1705947598
1705947599
顯然,這時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甚麼可說了,而由於應廣東省長陳炯明聘請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1705947600
1705947601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為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系接近的話而生氣:「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甚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但此紙條又在紙邊輕蔑地補充說道:「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是『仲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92]
1705947602
1705947603
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93]
1705947604
1705947605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是意味着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還想維持。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1月9日,立即回復,並異乎尋常地寫了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對「不談政治」極為不滿,認為「另辦一雜誌」的主張是「反對他本人」,聲明胡若另起爐灶,「此事與《新青年》無關」,逐條答復了三種辦法:
1705947606
1705947607
第三條辦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
上一页 ]
[ :1.7059475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