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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時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甚麼可說了，而由於應廣東省長陳炯明聘請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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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為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系接近的話而生氣：「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甚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但此紙條又在紙邊輕蔑地補充說道：「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是『仲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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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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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是意味着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還想維持。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1月9日，立即回復，並異乎尋常地寫了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對「不談政治」極為不滿，認為「另辦一雜誌」的主張是「反對他本人」，聲明胡若另起爐灶，「此事與《新青年》無關」，逐條答復了三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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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辦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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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辦法 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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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辦法 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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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後又附言：「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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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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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又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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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張祖訓）、一涵、守常（李大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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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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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五（王星拱）、孟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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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板。」[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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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四分五裂。陳獨秀只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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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着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正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特別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運動的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98]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沒有陳獨秀那樣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性慣性的推動，這時歷史潮流，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也難以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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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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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適分道揚鑣，友誼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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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胡適的思想矛盾沒有解決。由於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於是，二人以後的關係發展，呈現出一條奇特的軌跡：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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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方分裂，北京同人實際上已經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一年以後，陳獨秀還是把他們視為編輯部成員，每期出版，照樣寄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一短信說：「《新青年》已寄編輯部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示贈送的七十本外，尚餘卅本，兄與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還建議胡適或任叔永（鴻雋）任安徽省教育廳長，認為「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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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適對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總是耿耿於懷。經過約一年多的醞釀，他終於在1922年5月創辦起「另一刊物」——《努力》週刊。他也不遵守「不談政治」的諾言了，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實行計劃政治的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制度等問題提出具體意見。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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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創辦的《努力》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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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陳、胡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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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而且左得可愛又可笑。所以引起胡適過度反應，著文反駁：「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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