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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3。〈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後》(三),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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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譚平山:〈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上的答詞〉(1922年3月14日),《青年週刊》,第4號(192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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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譚天度:〈回首往事話當年〉,《廣州黨史資料》第1期(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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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民國日報》,1920年12月24日、192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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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廣東群報》,192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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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廣東教育界新舊兩派之爭鬥〉,《晨報》,192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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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廣東群報》,1921年3月3、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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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廣東群報》,19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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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民國日報》,19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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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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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廣東群報》,1921年5月16日;《晨報》192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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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廣東群報》,19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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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五 主持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192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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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魁的特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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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負責人李漢俊、李達在國際代表馬林催促下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派兩名代表到上海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自然,最要緊是催促在廣州的陳獨秀回滬主持「一大」,為此還寄去了200元路費。結果,陳決定不去,而指派陳公博、包惠僧出席。理由是因兼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一走就不好辦了。陳讓包惠僧帶去致各代表的信,向大會提出四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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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1890~1966),1921年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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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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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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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黨的組織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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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作準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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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點意見,正是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鬥爭堅持的立場,即:不能把黨建設成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化的沒有集中、沒有紀律、不爭取群眾奪取政權的無政府主義的黨。「一大」多數代表贊成陳的意見,在《黨綱》中寫進了「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對黨員的嚴格要求的規定。大會通過的《黨綱》,在黨的目標上,沿用了上一年陳起草的《共產黨》發刊詞和《宣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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