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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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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目的——消滅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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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廢除資本家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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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規定：「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黨綱之任何黨派的關係」；「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徵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就涉及對國民黨的關係。大會討論時，雖然有人以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官為根據，提出異議，但多數代表確認了這樣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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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方及國際聯絡，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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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缺席被選為領袖，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這年4月21日，1919年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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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三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事件。1938年，毛澤東、董必武在延安，都忘了「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於是，只好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宣佈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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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國際代表馬林，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1920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3]當時只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上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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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是這樣？從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中反映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聯共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沒有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瞭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着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但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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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是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維經斯基的全部精力放在這上面，馬林來華工作的目標也在於此，而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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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甚麼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他指示是由於沒有甚麼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瞭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聯孫——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只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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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伊爾庫茨克局」就是從中國回去後任書記的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馬林說：「從伊爾庫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情報。從他們那裏我瞭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很少。中共只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沒有做多少。」「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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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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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佈的原始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中，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都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稱「共產黨」。只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區別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國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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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表面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馬林不願意視其為政黨，只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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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馬林和陳潭秋的這個提法，所以在以後被中國統一沿用下來，是因為適應了1927年以後貶低、打擊陳獨秀，抬高、頌揚「一大」參加者毛澤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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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在上述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完全與去年維經斯基的任務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現在好像又重新來過，去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只剩下「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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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中國來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從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7]但是，持此觀點者接着提供的證明卻是推理性的。她說：「尼柯爾斯基在4月動身來華時，接受職工國際委託，負責在中共一大上介紹剛剛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並協助開展工人運動。既然尼爾柯斯基負有在中共一大介紹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那就說明他負有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性組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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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個中國學術界最新的權威觀點（主筆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由於尼柯爾斯基為了向中共介紹新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而順便帶出來的。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並承認：「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只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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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抱怨說：「實際上我只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9]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一般根本不提甚麼尼爾柯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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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時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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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佔相當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他對上海方面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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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州接陳回上海的包惠僧回憶說：「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甚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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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即外國列強的「幫辦」、「賣國賊」），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利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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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為了使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聯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聯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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