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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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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林的僵局因被捕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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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陳獨秀上任時有「慢慢來」的思想，但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要麼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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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S.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蒼遒筆跡和署名來看，證明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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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簽署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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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是為了處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兩個重大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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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還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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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到上海後，發現在諸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黨的建設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與馬林有着廣泛的分歧。於是在兩個具體事情上，爆發了衝突：一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幫助建黨工作的正式代表尼科爾斯基根據指示，提出「黨的領導機關會議必須有他參加」，馬林向國際報告說：「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13]二是馬林不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擅自密派張太雷赴日本聯絡社會主義者參加即將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又稱「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三是張國燾與馬林商定，一大後成立的專門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津貼，給工作人員發薪金。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受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14]這種情況，再加上張國燾利用馬林與中國同志語言上的隔膜，封鎖中國同志，更造成馬林與中國同志之間的對立。李漢俊、李達等，都對馬林的傲慢態度和張國燾的附庸作風十分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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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領導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傷害，斥責張國燾和馬林的觀點是「僱用革命」，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15]還如上所說「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16]他當時介紹包惠僧到重慶師範學校去教書。包說當時陳主張同志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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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鬧得很僵。二人談了三、四次，總談不攏。有一次，張太雷企圖調解二人關係，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17]說完了拿起皮包出門就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陳不理，很氣憤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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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獨秀幾次拒絕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並要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張國燾甚至認為「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馬林也對陳有絕望之感，挑動張國燾來領導共產黨。他向張表示：「陳獨秀同志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面，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甚至鼓勵張像列寧當年反對普列漢諾夫那樣，「反對他的老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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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陳獨秀再次被捕。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統的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表明：至少從1920年12月起，荷蘭政府就知道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並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得知他將來華的消息後，更「提請中國政府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雖然這一切企圖都未得逞，但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經義大利、新加坡來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及荷蘭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滬總領事的監視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為興業路7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雖然採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中途還是被偵探侵擾，最後一天通過各項決議和選舉，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而陳獨秀回到上海後，由於與馬林接觸，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由於廣州的反陳派大肆宣傳、造謠誣衊陳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當局的注意。於是上海密探也跟蹤起陳獨秀來。看到他與馬林相會，一位密探捕風捉影，竟然編出這樣的情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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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見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詞句，故極端反對。全省人民請求陳炯明省長將其驅逐出境。陳不得已避居瓊島。彼處人民亦不容留。萬分無法，遂即潛行來滬與在申一般無聊政客既第一第二兩屆議員相周旋。恰有俄之過激黨徒古立脫甫（即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引者）來至上海，正擬傳播該項主義無人與其接洽之際，陳獨秀遂往見焉，自稱為中國過激黨首領。古立脫甫歡迎之極，接洽妥協立撥鉅款交陳，請其酌派相當之人分赴各省積極煽惑一般勞動界為入手，然後漸及軍人，以蒙俄攻至張家口，北京必致動搖，屆時彼輩為全體一致起事之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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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這個密探的想像力相當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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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陳獨秀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黨員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並搜出《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記時，陳獨秀用假名「王坦甫」，以為掩護。但是，接着去陳家拜訪的國民黨名人褚輔成（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邵力子被蹲守在那裏的暗探逮捕，帶到捕房，褚一見陳獨秀就拉着他的手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於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後放了。陳獨秀即囑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說出共產黨的實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爭取陳一人在獄，其餘人先行獲釋。因為，被捕前陳曾接到馬林一封長信，談中共工作的。他怕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審問時，法庭企圖追查共產黨的關係，認為其餘人是陳獨秀的黨徒。陳獨秀據理力爭，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與客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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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被捕，在報紙上披露後，全國又掀起營救浪潮，但起關鍵作用的卻是馬林。因案子發生在法租界，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錢聘請著名律師巴和出庭辯護，又找鋪保保釋，並打通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26日，法國副領事宣判：「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惟查出《新青年》因有「過激」文字，判罰一百元了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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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陳獨秀被捕時化名「王坦甫」的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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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張國燾所說，馬林本來可以乘此機會除掉與他不合作的陳獨秀，扶持張國燾為中共領袖的。但不知是莫斯科還是馬林的原因，卻如此大力營救陳獨秀。因為正如上述陳獨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十分看重的，馬林是不能憑個人好惡捨棄或不予救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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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這次營救中，馬林出了大力，陳獨秀本是一個重感情、重實際的人，從開展黨的工作的實際出發，與馬林和解。於是，二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國際領導和經濟援助（據陳次年6月30日報告：已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於工人運動和印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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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表示：中共中央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也作了妥協，收斂了自己傲慢的態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國際代表，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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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後黨不開支經費，只由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後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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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後，當然是一個「職業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產國際的錢。一是他由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聯繫，在印書館擔任名譽編輯，工作雖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點生活費。二是他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有稿費。三是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書社出版了他的《漢譯英文選》。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著的《模範英文教科書》的第一、二冊。1922年，亞東又出版了他的《獨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彙編。此書十分暢銷，出版後兩個月內就售出六千冊。那時的版稅高，此書的版費，竟然補貼了陳獨秀此後大半生一家人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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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介紹一下陳獨秀1922年8月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情況。此前陳正籌備中共「二大」，雖然風聲很緊，也堅不離滬。8月9日，「二大」閉幕不久，法國巡捕闖入環龍路陳宅，以家藏違禁書籍為名將其逮捕。接到高君曼報信，中共中央立即展開營救，孫中山、蔡元培、李石曾等聞訊也向法方施加壓力。北京10餘團體為此聯名發表宣言敬告國人，長辛店工人表示要為爭取釋放陳獨秀而發動罷工。最終法國領事以「無共產黨之實，但《新青年》有宣傳過激思想」為由，判處罰金400元，交保釋放，18日陳獨秀重獲自由。這是他平生五次被捕中的第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