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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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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輝煌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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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國組織。由於馬林已在10月下旬離開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個《通告》可以視為中共中央獨立作出的。它文字簡練，佈置各區委以下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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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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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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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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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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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勞動運動，議決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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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請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儘管黨員這麼少，但在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積極領導下，一年裏依然進行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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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擴大影響。1922年元旦，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上海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團員，與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在上海市內散發「賀年帖」6萬張。此貼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內容的口號和「太平歌」歌詞，如「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推翻財主天下悅」，「不做工的不該吃」等。同時又在「新世界」等群眾聚集處，散發反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傳單2萬張。群眾說：「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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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黨工作的重點在勞動運動方面，因此陳獨秀在這上面花費的精力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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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設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設立分部，作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的合法的機構。中央指示各地區委領導人直接負責開展工運工作。書記部在上海發行《勞動週刊》，最多時一期五千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發16.5萬份。這時的工人運動因處於初級階段，主要是對工人宣傳教育，提高覺悟，同時發動和參加工人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迫、爭取改善待遇而舉行的罷工鬥爭，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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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本由張國燾負責，1921年10月後，張因率領中國參加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離去。李達主要負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馬林已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體事務，並不久就離開上海，到南方去拜訪孫中山，考察國民黨地區的政治形勢。於是全面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就由陳獨秀一人承擔。從宣傳教育到建立機構、從發動罷工時機到注意鬥爭策略、從結束罷工的談判條件到工會的建立和鞏固，等等問題，往往是由陳獨秀直接與工運骨幹、工人代表協商、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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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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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煙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煙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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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簽署的中共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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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的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如上所述，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面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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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二大」時達到「一百九十五人」，超過了150人的指標。五大區委得以成立，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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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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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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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至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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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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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下旬，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制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六千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他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是「早產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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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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