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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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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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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今天總結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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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國際「二大」精神、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兩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一個是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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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公開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綱領分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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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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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即「反帝反封建」。當時的口號為：「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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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根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驗，在闡述這兩階段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時，說了兩種可能性：「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42]正如二大《宣言》中寫的：「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中共黨內和建國後的史學界，一貫「左傾」和「誣陳」，硬說陳這是主張民主革命後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在兩種革命之間橫隔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從而長期反覆批判。其實，由於中國的落後，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革命後，不管政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才可能為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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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就在這一年，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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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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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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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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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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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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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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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陳一方面是在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作了三部分的分析，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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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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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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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明明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國民黨統率資產階級，「聯合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方針。後來「左」傾史家幾十年來卻硬將其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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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面性」。引起後來「左」派史學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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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一方面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只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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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農民，陳獨秀也作了兩面的分析，指出：「農民佔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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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甚麼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1923年，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比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只有「三歲」，而且人數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但國民黨，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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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陳獨秀以上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這實在是無知、歪曲和栽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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