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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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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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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23年，陳獨秀為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儘管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面是他愛用「偏頗」的文字語言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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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面現實鬥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特別在寄生國民黨的條件下，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只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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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權利。」[44]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於是，「二大」精神和陳獨秀的思想在當時就被一些人誤解，以為他主張在民主革命中放棄革命領導權。第一個起來批評的是剛剛被陳獨秀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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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參加莫斯科共產國際「四大」期間，精於俄語的瞿秋白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翻譯，一直隨同陳獨秀口譯會議講話和筆譯文件、大會簡報等。瞿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執教，多次見過列寧，是1922年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由於所處的環境、學養和勤奮，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有較深的研究，可以說在當時成員不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理論水準是最高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朝夕相處，見他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認識蘇共領袖人物，也熟悉共產國際方面的事務，產生很好的印象。劉仁靜說：「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和陳獨秀談得很投機，和我關係也不錯。」再加上當時幹部奇缺，所以，陳獨秀就動員他一起回國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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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這次也不是初識陳獨秀，並早有敬仰之情。五四運動期間，他與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辦新文化刊物《新社會》時，曾與鄭振鐸等一起拜訪過「青年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還把這件事寫進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發表在《新社會》第3期上。這次回國工作，直接為祖國服務，也是他的願望。他說：在蘇聯「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不僅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決定回國一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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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時，瞿秋白與陳獨秀原本同行。但此時的東北王張作霖竭力反對「赤化」，殘酷鎮壓共產黨，陳、瞿同行目標太大。於是，在到達臨近滿洲里的一個小站時，瞿秋白先下車，二人先後到達北京——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為了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遷到北京的。不久發生血腥屠殺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慘案」，北方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遷回上海。李大釗原本準備為瞿秋白在北京大學謀一教授職位，執教俄國文學史，但北大的聘書遲遲不發下來。陳獨秀黨中央就委託他籌辦已經在1922年7月出滿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發表理論探索的文章，瞿秋白任這一中共中央理論刊物主編，同時，又主編中共中央另一機關刊物《前鋒》，並參加編輯政治機關報《嚮導》。這都是陳獨秀因才而用，充分發揮瞿秋白在理論方面的特長。他不僅編輯這些刊物，還抽空為《民國日報》、《東方雜誌》等刊物寫文章。據不完全的統計，從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瞿秋白所寫政治理論著述200多篇，100多萬字，大多發表在上述報刊上。這是他的政治理論著述豐富而輝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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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理論準備不足，瞿秋白運用他深厚的理論功底，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提出了較新鮮的但富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一系列教條主義的觀點，如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多、教條主義也不多的中共黨人中，就成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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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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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弱點。1921、1922年，瞿秋白在俄國兩年，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勝利實驗地——列寧主義的故鄉，得以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了他與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論修養，但是，因此也付出了代價，即長時期地脫離中國現實鬥爭的實際。一方面他能從理論和原則的高度，敏感發現其他同志不易發現的黨內和革命中發生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張往往在現實鬥爭中難以實行，他本人有時也不得不屈從潮流或「潔身自愛」作壁上觀，當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時，他會走向另一極端——「左傾」和教條。這種風格與陳獨秀的由於理論上的薄弱而往往遷就現實、善於變化、講究策略、似乎「右傾」的狀況，適成鮮明對照。於是，二人很快發生思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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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瞿秋白來到廣州，與陳獨秀等一起參加了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並且主持起草黨綱黨章。在會上，他擁護馬林提出的全體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方針，但他也聽到了馬林、陳獨秀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此時「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46]等言論。對於三大通過的瞿秋白起草的《黨綱》，在會後付印前，陳獨秀又作了幾處修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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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一句，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並在「其餘階級」下面加了「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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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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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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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志（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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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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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顧當前鋒，只顧打頭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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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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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只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缺點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說不出甚麼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因此就提起筆寫了一系列文章，辯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着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尊敬的感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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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48]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49]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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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只是相對的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共產黨才成立三年、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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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1]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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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儘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着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麼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來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53]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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