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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11 這裏,陳一方面是在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作了三部分的分析,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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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13 《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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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15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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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17 這明明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國民黨統率資產階級,「聯合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方針。後來「左」傾史家幾十年來卻硬將其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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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19 關於《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面性」。引起後來「左」派史學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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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21 他一方面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一方面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只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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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23 關於農民,陳獨秀也作了兩面的分析,指出:「農民佔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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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25 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甚麼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1923年,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比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只有「三歲」,而且人數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但國民黨,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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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27 總之,陳獨秀以上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這實在是無知、歪曲和栽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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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29 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3]
1705948430 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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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32 1922–1923年,陳獨秀為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儘管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面是他愛用「偏頗」的文字語言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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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34 「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面現實鬥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特別在寄生國民黨的條件下,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只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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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36 「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權利。」[44]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於是,「二大」精神和陳獨秀的思想在當時就被一些人誤解,以為他主張在民主革命中放棄革命領導權。第一個起來批評的是剛剛被陳獨秀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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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38 陳參加莫斯科共產國際「四大」期間,精於俄語的瞿秋白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翻譯,一直隨同陳獨秀口譯會議講話和筆譯文件、大會簡報等。瞿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執教,多次見過列寧,是1922年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由於所處的環境、學養和勤奮,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有較深的研究,可以說在當時成員不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理論水準是最高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朝夕相處,見他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認識蘇共領袖人物,也熟悉共產國際方面的事務,產生很好的印象。劉仁靜說:「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和陳獨秀談得很投機,和我關係也不錯。」再加上當時幹部奇缺,所以,陳獨秀就動員他一起回國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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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40 其實,他這次也不是初識陳獨秀,並早有敬仰之情。五四運動期間,他與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辦新文化刊物《新社會》時,曾與鄭振鐸等一起拜訪過「青年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還把這件事寫進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發表在《新社會》第3期上。這次回國工作,直接為祖國服務,也是他的願望。他說:在蘇聯「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不僅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決定回國一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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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42 回國時,瞿秋白與陳獨秀原本同行。但此時的東北王張作霖竭力反對「赤化」,殘酷鎮壓共產黨,陳、瞿同行目標太大。於是,在到達臨近滿洲里的一個小站時,瞿秋白先下車,二人先後到達北京——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為了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遷到北京的。不久發生血腥屠殺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慘案」,北方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遷回上海。李大釗原本準備為瞿秋白在北京大學謀一教授職位,執教俄國文學史,但北大的聘書遲遲不發下來。陳獨秀黨中央就委託他籌辦已經在1922年7月出滿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發表理論探索的文章,瞿秋白任這一中共中央理論刊物主編,同時,又主編中共中央另一機關刊物《前鋒》,並參加編輯政治機關報《嚮導》。這都是陳獨秀因才而用,充分發揮瞿秋白在理論方面的特長。他不僅編輯這些刊物,還抽空為《民國日報》、《東方雜誌》等刊物寫文章。據不完全的統計,從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瞿秋白所寫政治理論著述200多篇,100多萬字,大多發表在上述報刊上。這是他的政治理論著述豐富而輝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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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44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理論準備不足,瞿秋白運用他深厚的理論功底,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提出了較新鮮的但富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一系列教條主義的觀點,如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多、教條主義也不多的中共黨人中,就成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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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49 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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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51 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弱點。1921、1922年,瞿秋白在俄國兩年,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勝利實驗地——列寧主義的故鄉,得以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了他與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論修養,但是,因此也付出了代價,即長時期地脫離中國現實鬥爭的實際。一方面他能從理論和原則的高度,敏感發現其他同志不易發現的黨內和革命中發生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張往往在現實鬥爭中難以實行,他本人有時也不得不屈從潮流或「潔身自愛」作壁上觀,當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時,他會走向另一極端——「左傾」和教條。這種風格與陳獨秀的由於理論上的薄弱而往往遷就現實、善於變化、講究策略、似乎「右傾」的狀況,適成鮮明對照。於是,二人很快發生思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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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53 1923年6月,瞿秋白來到廣州,與陳獨秀等一起參加了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並且主持起草黨綱黨章。在會上,他擁護馬林提出的全體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方針,但他也聽到了馬林、陳獨秀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此時「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46]等言論。對於三大通過的瞿秋白起草的《黨綱》,在會後付印前,陳獨秀又作了幾處修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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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55 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一句,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並在「其餘階級」下面加了「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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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57 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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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459 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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