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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說，這時的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行動上服從，思想上還有保留。「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反駁。」可是，就是這個拉狄克，後來成為托洛斯基的得力幹將後，嚴厲抨擊加入國民黨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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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個目的是物色黨的幹部。在向彭述之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滔滔不絕。彭認為：「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觀主義者」。當時，陳最大的憂慮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最緊急的問題是幹部的不足。隨着黨組織健全、革命運動開展而要求的黨內思想純潔化和實幹能力的要求的提高，建黨初期的骨幹不少離去，陳獨秀深感幹部的奇缺。中央機關經常演出「空城計」，他一個人說了算，這加深了所謂他的「家長制作風」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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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召開中共「二大」前，正好第一批留學莫斯科黨員回國，於是，他們就作為主要代表參加了會議，相應代表各省黨組織。其中有劉少奇、彭黎和、袁達時等。由於經過莫斯科黨務和革命工作者的系統訓練，他們的素質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發現：「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為此，覺得培養幹部，不能靠自發成才的「千里馬」，然後再去尋找。這樣來的少、慢、難，而要靠自己有計劃地培養。鑒於當時在國內沒有條件辦正規的黨校，於是，他打算連續不斷地派同志到俄國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也要轉到莫斯科來學習一段時間，再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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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與俄國當局協商後得到允許。陳獨秀當即給在法國的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兼青年團性質的「旅歐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寫信，勸其迅速回國。開始，趙不願去，說「法國華工很多，要搞華工運動，現在離開不好。」陳回信反駁說：「你不要只看到法國有多少華工，應該看到中國有多少工人，現在中國需要你們回來搞工作。」趙才離法赴蘇。[41]而這時，旅歐少共也正好為歸屬國內青年團事要請示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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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歐少共成立於1922年6月，中央執行委員是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宣傳部長兼機關報《少年》主編是陳獨秀長子陳延年。10月，旅歐少共召開大會，決定加入國內的團組織，成為其「旅歐支部」，並派李維漢回國與團中央接洽。當李到達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北京時，陳已經赴俄。少共中央當即又寫信提出此要求。陳復信批准少共加入國內青年團，但名稱應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因為這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同時解釋了他們對共青團綱領的兩個誤解，指示在歐活動的方略。與此同時，國內黨中央和團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作出回信，意見與陳獨秀相同。於是，旅歐青年團就在2月遵循陳獨秀指示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後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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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彭述之上述回憶，在作出此決定前，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陳延年、陳喬年等八人來到莫斯科，在呂克斯豪華旅館與陳獨秀代表團舉行了一次小小晚會。「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着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着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他曾經帶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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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據鄭超麟回憶，情況不是這樣的。在趙世炎同意赴蘇後，只是「陳獨秀在莫斯科替我們一行人辦了手續，我們才從法國動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們共十人，由周恩來陪同離開法國。」經過比利時、德國，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陳獨秀早在1月初已經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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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說法不同，鄭說比較真實。因為他的回憶以上世紀40年代寫的《回憶錄》為基礎。而彭的說法寫於80年代的晚年。不知道彭說的陳獨秀與兩個參加共產黨後的兒子首次「歡聚」的故事，來自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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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其重大戰略意義的是，陳獨秀借此次出國之機，利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後來新建的中山大學，開始自覺地有計劃地為中共培養一大批優秀幹部，即中共第一代領導骨幹。這批年輕人既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又有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艱苦奮鬥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和陳獨秀一起出色地領導了中國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數都犧牲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部分倖存者如周恩來則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不管這些領導人後來犯過多大的錯誤，但畢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面貌——在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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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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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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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今天總結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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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國際「二大」精神、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兩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一個是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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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公開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綱領分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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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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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即「反帝反封建」。當時的口號為：「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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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根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驗，在闡述這兩階段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時，說了兩種可能性：「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42]正如二大《宣言》中寫的：「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中共黨內和建國後的史學界，一貫「左傾」和「誣陳」，硬說陳這是主張民主革命後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在兩種革命之間橫隔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從而長期反覆批判。其實，由於中國的落後，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革命後，不管政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才可能為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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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就在這一年，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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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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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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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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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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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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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