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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黃龐烈士特制的紀念章並親筆題寫“黃龐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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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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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5日，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的團章和綱領，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體」。[60]毛澤東在這年3月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上海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時，就得知改組青年團消息，立即回湘佈置，並於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團中央索要「千份」新團章，並說衡陽一縣，已有團員50餘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這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0人，而衡陽一個小縣這時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為此，陳獨秀十分讚賞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團的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改在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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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區的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緊接着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惟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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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在馬林的《工作記錄》上也有反映。他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團的「情況很糟」，中央機關報「《先驅》12期，但有5，000冊沒發出去。長沙小組最好，那裏的團員人數230，上海110，廣州40，浙江40，濟南府20，安徽15，山西20」。[62]在說到黨的經費時，馬林又報告說：「我告訴（中共）同志們，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裏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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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早就有意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於國共合作方針確立後，一是全國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起來；二是由於黨內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幹部的反對而退黨，中央工作幹部缺少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正好，這時李維漢從法國回國。1923年1月，中央決定派李去湖南擔任區委書記，接替毛澤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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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準備「三大」和與國民黨建立合作，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在這些方面，毛澤東成了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三大12–20日在廣州舉行。會議由陳主持，討論了三大的各項決議案和中央人選。張國燾依然不同意黨內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體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員。毛澤東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這個秘書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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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結束後，陳獨秀、毛澤東兩人署名共同簽發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於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第十四號（關於一致戮力申討賣國殃民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第十五號（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號（關於揭露江浙軍閥戰爭的反動性質）、第二十一號（關於加強黨內組織工作）、第二十二號（關於幫助國民黨改組）等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文件，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原由陳獨秀兼）以後，他與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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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毛澤東與陳獨秀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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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個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系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又受陳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月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佔有重要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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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民黨右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從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一直持反對態度。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他們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系列反蘇反共決議。以中派面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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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的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抵制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中共來說較正確時，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遵照「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方針，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指出戴書只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鑒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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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為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總結。傳統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在陳獨秀指導下的工作經驗。這時期二人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而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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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孫中山，馬林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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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和講話、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如陳所說起「督戰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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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佔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只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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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制國際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共產國際主要從蘇聯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儘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的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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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毛澤東同中有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因此陳獨秀反對北伐戰爭，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的武裝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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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差異的結果，長期以來在傳統觀念上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只是教條主義地對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但同時也要看到，以後的歷史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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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其說理無比充分，態度極為誠懇，甚至做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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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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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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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系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系、奉系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系，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只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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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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