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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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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孫中山，馬林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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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和講話、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如陳所說起「督戰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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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佔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只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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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制國際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共產國際主要從蘇聯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儘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的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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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毛澤東同中有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因此陳獨秀反對北伐戰爭，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的武裝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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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差異的結果，長期以來在傳統觀念上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只是教條主義地對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但同時也要看到，以後的歷史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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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其說理無比充分，態度極為誠懇，甚至做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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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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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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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系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系、奉系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系，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只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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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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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黨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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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依靠工農革命戰略思想的馬林，也不滿孫中山國民黨繼續推行「依靠軍閥倒軍閥」的路線，為此，在1923年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認在中共機關報《前鋒》上「嚴厲批評了國民黨」，並且認為國民黨會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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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機關報《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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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馬林給廖仲愷的信中，對國民黨的綱領、領導體制到策略路線上的錯誤，更是全面地進行了坦率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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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綱領，馬林批評國民黨不反帝。國民黨「認為不用觸動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中國，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一切事務。」因此，「國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世界大戰、1919年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召開時的運動、對京漢路大罷工的大屠殺，抵制日貨運動）採取了既不領導也不參與的態度。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各封建軍閥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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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領導體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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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採取了符合家長制傳統的領導方式，這種個人領導方式延續至今，對黨的發展極為不利」；那時以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本應使國民黨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國民黨的體制，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它政治宣傳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於黨的新策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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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策略路線，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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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只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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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去年陳獨秀的「四・六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軌道，那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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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此計劃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傳統體制。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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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志」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太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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