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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四・六信件」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只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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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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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70]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派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71]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份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埋下，第二年7、8月份終於發生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制中共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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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國共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制，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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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系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蕩。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72]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其中300為英文）份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發生反感外，「在國內輿論上無甚麼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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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孫中山又產生幻想，企圖北上與北洋軍閥組織聯合政府。陳獨秀基於以上同樣的理由，召集中央會議作出決定，反對孫中山北上，指出孫北上是「軍事投機」，「與段祺瑞妥協」。而廣東區委則支援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推向北方發展。[74]後來見中山決意北上，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即改變態度，表示：「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中本着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75]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表示了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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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提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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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只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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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制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甚麼作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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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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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一下，馬林如此醉心於共產黨人做國民黨的工作，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絕對不能單純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因為在這樣一些國家裏，階級的分化尚未到達這種地步，單純進行黨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為這些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很長時間內必將是民族主義的運動。」[79]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可以醫治急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傾」急性病，然而也是他雖然獨創性的提出國共合作的方針，卻很快被共產國際拋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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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的上述批評孫中山意見，是與維經斯基的意見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注）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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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上的特權，拒絕支持蘇俄在外蒙古駐軍要求，再加上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被吳騙走，隨後發生1923年「二七」慘案，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81]而在這個殖民利益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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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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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82]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莫斯科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俄共（布）領導人（列寧病重，主要負責人是史太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因此對馬林失去了基本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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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領導人決定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從1923年1月開始，先是撤銷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經費（包括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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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的馬林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撤職的情況下，還是很想繼續幹下去，以便全面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實施工程。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到：「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麼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否則，如果換另一個人來，我的處境就會非常尷尬」。[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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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84]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信中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只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8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着多麼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並且再也不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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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陳獨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有尖銳矛盾、但最後與他在保持國共合作上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1924年3月27日，馬林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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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蘇聯政府派遣他任中國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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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離華，鮑羅廷來華，是一個轉折點，意味着蘇俄與國民黨關係一個波浪的結束，又一個波浪的開始，即由若即若離，到如膠似漆；對於中共也是如此，即在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係問題上，陳獨秀中共中央從還有一點發言權，到完全被壓服；在國共合作中，從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到完全成為國民黨的苦力和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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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翻開了陳獨秀歷史上最悲壯、最屈辱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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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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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盧是文藝評論家、哲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為著名的國務活動及社會活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