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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領導體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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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採取了符合家長制傳統的領導方式，這種個人領導方式延續至今，對黨的發展極為不利」；那時以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本應使國民黨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國民黨的體制，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它政治宣傳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於黨的新策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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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策略路線，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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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只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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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去年陳獨秀的「四・六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軌道，那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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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此計劃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傳統體制。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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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志」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太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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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四・六信件」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只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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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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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70]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派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71]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份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埋下，第二年7、8月份終於發生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制中共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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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國共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制，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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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系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蕩。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72]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其中300為英文）份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發生反感外，「在國內輿論上無甚麼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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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孫中山又產生幻想，企圖北上與北洋軍閥組織聯合政府。陳獨秀基於以上同樣的理由，召集中央會議作出決定，反對孫中山北上，指出孫北上是「軍事投機」，「與段祺瑞妥協」。而廣東區委則支援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推向北方發展。[74]後來見中山決意北上，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即改變態度，表示：「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中本着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75]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表示了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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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提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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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只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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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制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甚麼作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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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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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一下，馬林如此醉心於共產黨人做國民黨的工作，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絕對不能單純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因為在這樣一些國家裏，階級的分化尚未到達這種地步，單純進行黨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為這些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很長時間內必將是民族主義的運動。」[79]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可以醫治急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傾」急性病，然而也是他雖然獨創性的提出國共合作的方針，卻很快被共產國際拋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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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的上述批評孫中山意見，是與維經斯基的意見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注）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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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上的特權，拒絕支持蘇俄在外蒙古駐軍要求，再加上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被吳騙走，隨後發生1923年「二七」慘案，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81]而在這個殖民利益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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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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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82]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莫斯科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俄共（布）領導人（列寧病重，主要負責人是史太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因此對馬林失去了基本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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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領導人決定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從1923年1月開始，先是撤銷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經費（包括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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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的馬林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撤職的情況下，還是很想繼續幹下去，以便全面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實施工程。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到：「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麼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否則，如果換另一個人來，我的處境就會非常尷尬」。[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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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84]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信中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只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8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着多麼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並且再也不到中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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