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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陳獨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有尖銳矛盾、但最後與他在保持國共合作上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1924年3月27日，馬林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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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蘇聯政府派遣他任中國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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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離華，鮑羅廷來華，是一個轉折點，意味着蘇俄與國民黨關係一個波浪的結束，又一個波浪的開始，即由若即若離，到如膠似漆；對於中共也是如此，即在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係問題上，陳獨秀中共中央從還有一點發言權，到完全被壓服；在國共合作中，從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到完全成為國民黨的苦力和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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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翻開了陳獨秀歷史上最悲壯、最屈辱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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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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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盧是文藝評論家、哲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為著名的國務活動及社會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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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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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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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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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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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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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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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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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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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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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獨秀的英文名縮寫。在後來托派時期，內部化名為「DS」，當時的翻譯不規範，所以有人把「獨秀」簡譯成「T.S」；有人譯成「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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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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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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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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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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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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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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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荷蘭政府與各國警方密切監視斯內夫利特東來」各件檔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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