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48859
1、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沒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望切將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國民黨之人數及何人可以負責，報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國民黨接洽，請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1705948860
1705948861
2、在國民黨已有組織之地方，本黨地方會應與國民黨合組改組委員會，以主持目前應進行的諸事。
1705948862
1705948863
3、吾黨在此次國民黨全國大會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望各區會與地方會預商當選之同志，此同志必須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會中糾正國民黨舊的錯誤觀念。舊國民黨員中，我們也應該出力幫助其比較的急進分子當選。
1705948864
1705948865
4、此次國民黨大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討論黨綱黨章（其草案均見《嚮導》）及對於時局之策略，代表動身前各區均應詳加討論，候各省代表過滬時，我們的同志再集合議決一致的主張。
1705948866
1705948867
從這些鄭重、具體、仔細的佈置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對待這次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黨新領導機構的建立，是多麼的重視，表現出在未來國共合作中捍衛共產黨利益的立場是多麼的堅定，何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味道。
1705948868
1705948869
1705948870
1705948871
1705948872
陳與羅章龍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22號
1705948873
1705948874
於是，1924年1月20–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本意是「容共」）。大會最後選舉的24名中央委員中，有3名為共產黨人：分別為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17名候補委員中，有7名為共產黨人：分別為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在一屆一中全會上，推定各部人選中，譚平山為組織部長，林祖涵為農民部長，李大釗為北京執行部執委，于方舟為候補執委，毛澤東為上海執行部的候補執委。這個名單，雖然沒有完全實現馬林和陳獨秀原有的設想，陳獨秀在國民黨中央也沒有擔任任何職務。但是，受馬林和陳獨秀原有計劃影響，在新設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党部等領導機構中，共產黨員佔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負責組織發展的中央組織部，基本上是依靠中共黨員在工作。當時中共黨員總共才200多名，差不多都但任了國民黨的發展工作。據1923年12月27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說：在國民黨一大前，哈爾濱、北京、天津、湖南、南京、安徽等地，已經建立起以共產黨人為主的國民黨黨部。
1705948875
1705948876
但形勢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中共改組國民黨，為其大量發展黨員（提供新鮮血液），很快走到中共願望的反面。
1705948877
1705948878
從1923年10月到1924年1月幾個月的時間內，共產黨自己的活動卻大大地減少了，而且黨員人數幾乎沒有增加。
1705948879
1705948880
對於這種狀況，擔任國民黨中央三常委之一兼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對鮑羅廷說：我們的黨員無法抽出時間做群眾工作，已經失去了同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繫。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9個區委會、64個支部，黨員7，780人，而共產黨的幹部黨員只有30餘人，目前主持9個區委中的5個，和64個支部中的13個，就已經忙不勝忙，「我們做群眾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同工人群眾失去了某種直接的聯繫」。[4]
1705948881
1705948882
但是，一心為着蘇聯的利益來幫助國民黨的鮑羅廷卻對此還是十分滿意。他認為，這樣不僅能挽救國民黨，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產黨「人心振奮」起來。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也稱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改組中表現「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紀律性」，「沒有用任何左派共產主義言論……製造麻煩」。[5]
1705948883
1705948884
鮑羅廷來華時，在莫斯科向馬林、加拉罕瞭解、在北京向俄國公使館瞭解、在上海與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會見後，竟然對中共得出了這樣一個十分藐視的結論：
1705948885
1705948886
「共產黨人有時舉行集會，好像他們總共只有40人（陳獨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說「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引者），他們研究共產國際的提綱，因為已譯成中文，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1705948887
1705948888
「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6]
1705948889
1705948890
他甚至把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產黨當作是他們的「私生子」。[7]於是，他就一頭札進廣州國民黨的懷抱，為了俄國的利益，竭力扶持國民黨並與之進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產黨只是他與國民黨領導人進行交易中的籌碼，結果總是讓中共充當國民黨的苦力、附庸和犧牲者。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後如此努力為發展國民黨服務而沒有因保持獨立性及爭奪領導權鬧矛盾，表示滿意。
1705948891
1705948892
對此，史太林在聽了鮑羅廷彙報後，也一度產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緒，但又認為是「必然」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當時給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說：
1705948893
1705948894
「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判斷，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着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通報中卻應該給予共產黨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讓俄共和國家領導同志瞭解中國解放運動中真實力量對比」；「幾天前，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長時間交談中就瞭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認為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當向他說明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志做的等等情況時，他感到很驚訝。」[8]
1705948895
1705948896
可見，維經斯基對中共的態度是與鮑羅廷不一樣的。他約在1924年4月中旬來華先到北京，在瞭解北京共產黨人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情況後發現，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當時北京的國民黨員已經有1，300名，但是，兩黨黨員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卻日益尖銳。為此，他批評說：「我們的同志完成對國民黨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義務。但是他們對這種義務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們的同志必須謹慎從事，但終歸要十分明確地說明，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從國民革命運動的角度看確實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他們做工作。」[9]
1705948897
1705948898
為了糾正這個傾向，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動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5月10–15日）。會前，他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以深刻的印象。會上，「關於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10]最後通過決議，改變一系列重大認識和決策：
1705948899
1705948900
一、改變過去共產國際決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1705948901
1705948902
二、改變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指出「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11]
1705948903
1705948904
三、改變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宣傳更重於組織」，「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裏的唯一主要工作」。「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使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指國民黨一大宣言——引者）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決不能先求國民黨數量上的擴大，而後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也不能認組織與宣傳是「同等重要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幫國民黨強大了，不去反帝反封建，而轉過頭來反共怎麼辦？——引者）
1705948905
1705948906
1705948907
1705948908
四、改變過去籠統支持國民黨的方針，應當把國民黨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伍」。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