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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國民黨內成立干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現在採取了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形式，並且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達成了協定。鮑羅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默認了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的決議案。「中共中央認為，這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干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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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最為可貴的是，借批評瞿秋白為引子，以無畏的膽識，主要點名批評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在廣州犯下的一系列錯誤，特別是改變了原來陳獨秀和馬林對孫中山的批評——只「依靠軍閥倒軍閥」的單純軍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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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同志犯了許多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中派的作用並同他達成了妥協，還有在實行自上而下對國民黨的改造政策時犯的錯誤。特別大的錯誤是他支援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因為一是「目前不僅國民黨中的許多右派分子是反動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雖然具有模糊的革命願望，但在他們的頭腦中國民黨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難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國民黨軍隊中是清一色來自反動右派的指揮員，沒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夠數量的革命分子在軍隊中做宣傳工作和對它施加影響。」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那麼客觀地說，這就會加強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削弱對國民革命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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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這時陳獨秀黨中央對國民黨的瞭解是多麼的深刻和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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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最後強烈批評了鮑羅廷不尊重中國黨、獨斷獨行的作風：「中共執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同黨的執行委員會聯繫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破壞統一，破壞工作制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非常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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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必須指出的是，與此同時，即10月10日，中共中央還發出了《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給遠東部的信》。[19]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書記」的名義，再次向共產國際控告鮑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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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應當採取聯合行動的策略，而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當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象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採取聯合行動。」如在對於當時進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國民黨仍堅持老政策：同張作霖和盧永祥聯合，在戰爭期間，不做任何有利於人民的宣傳」）、廣州的商團事件（港英策動的反對廣州政府的叛亂，孫中山為了準備北伐而不予鎮壓，讓胡漢民出面「向商團作出讓步」）、孫中山北伐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不同，「堅持另一種意見」。這種「意見分歧給廣東同志造成了混亂，他們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意見，無法對國民黨施加影響。我們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也面臨很大威脅，所以我們希望共產國際給他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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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財務方面，「我們給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給國民黨省黨部的這筆錢轉給我們中共的省委，用來資助那些在我們控制之下並對國民運動的實際工作提供很大幫助的省黨部。」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鮑羅廷也予以拒絕。因為，他要利用這筆錢與國民黨作是否有利於蘇俄國家利益的交易，讓國民黨直接聽莫斯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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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充分表明，為了保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保持對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領導權，陳獨秀黨中央表現得像一頭雄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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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陳獨秀如此不屈不撓的鬥爭，鮑羅廷與孫中山策伐的企圖控制共產黨的「國際聯絡委員會」，胎死腹中，沒有起甚麼作用。但是，陳獨秀玩的是胳膊擰大腿的遊戲。鮑羅廷、莫斯科和國民黨的更大報復，很快就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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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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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運動中充分實施革命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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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後，陳獨秀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1925年的五卅運動又是一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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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正確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主要是當前革命性質、統一戰線和革命領導權。五卅運動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在整個運動中，中共中央能比較自覺地掌握革命領導權，並自覺地運用統一戰線這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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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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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的導火線是上海日商紗廠的資本家任意侮辱和毆打中國工人，無故開除工人，甚至在5月15日發生槍殺工人代表顧正紅的慘案。中共就領導上海幾十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同盟大罷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同時，當時還有上海人民反對列強各國租界越界築路、蠶食中國領土的鬥爭，參加者有學、商兩界團體與地方官廳和鄉紳，一時「呈請當局之文字，當在千份以上」。還有反對公共租界工部局四提案的鬥爭。四提案是增加碼頭捐、印刷附律、交易所註冊和童工管理案。這四案若通過，將嚴重損害中國工商界和租界內廣大市民的利益，因此引起滬上各界市民的強烈反抗。上海總商會等31個團體聯名向工部局遞交抗議書，表示除童工案「為有條件的贊成」外，其他三案「無論在法律上、國權上、事實上，均所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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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股鬥爭潮流的打擊對象，主要是日、英帝國主義；鬥爭的動力包括了工、農、學、商等各階級、階層，完全符合當時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但是，鬥爭的形式卻是分散、單獨地進行着。針對這種情況，國民黨歷來對反帝鬥爭是消極回避的，況且，運動正好發生在孫中山3月12日逝世後不久，國民黨內思想混亂。於是，中共中央果斷地承擔起領導運動的責任。在顧正紅慘案發生後，即5月16、19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接連簽發兩個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通告指示各區委、地委、獨立支部的同志們，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以及各種社會團體一致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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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團體宣言或通電反對日本人槍殺中國工人同胞；二、由各種團體發起籌募援助上海紗廠工人捐款；三、由各種團體名義發起組織宣傳隊向市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歷來壓迫中國人之事實，造成排貨行動；四、廣州、長沙等處應號召群眾向日本領事館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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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號通告指示各級黨組織：現在「形勢至為嚴重，我們在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應該號召一個反對日本的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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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應即邀當地C.Y.（共青團——引者）組織開一聯席會議，下全體動員令，組織遊行演講隊，羅列日本最近壓迫中國人的事實，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總攻擊，不必以上海紗廠工人事件為限；二、運動各地各公團開聯席會議發表宣言，指斥日本人歷來壓迫中國人之罪惡，電請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國開設工廠之權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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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個通告的內容看，陳獨秀黨中央當時的指導思想很明確：一、從日本紗廠殺傷中國工人事件出發，但又不以此事件為限，掀起一個反帝反軍閥的大運動；二、以上海為中心，發起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兩點表明：黨中央決心通過局部事件，把經濟鬥爭引上政治鬥爭軌道，從工人運動出發發動一場全民族的反帝解放運動；三、第二個通告中還有「應設法令各區分部校友和我們合作」的文字，是指與國民黨合作。這就是這場運動應與國民黨合作，而共產黨掌握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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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約3，000多名學生上街演講，發生英國巡捕發射排槍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慘案。陳獨秀當晚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定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並聯絡上海學聯、全國學聯、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和上海總商會（代表大資產階級）組織工商學聯合會，作為領導反帝運動的公開機關，發動全市性的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鬥爭，會議還決定鬥爭策略：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儘量減輕華資廠商的損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三罷」鬥爭在次日得以實現。與此同時，又以「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口號的反帝浪潮，迅速波及全國600多座城鎮，1，700多萬人參加，實現了陳獨秀黨中央的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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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運動的整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處於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通過機關報《嚮導》週報和新創辦的《熱血日報》，密切關注、及時報導運動的狀況，不斷地發表告民眾書或一系列評論，及時指明運動方向，糾正錯誤傾向，揭露敵人的種種破壞陰謀。據當時直接參與指導運動的張國燾說：整個運動由陳獨秀「居中指揮」，其他人分工是：張國燾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協助陳獨秀抓總；李立三、劉少奇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工運，李立三還負責對外聯絡，特別是北京政府和商界的聯絡；惲代英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負責聯絡國民黨；上海區委負責人羅亦農、王一飛聯絡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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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運動的領導，主要表現在思想路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