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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至8月運動高潮期間，陳獨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發表了七個文件（有的是與共青團中央連署），還發表11篇他的署名文章，另外還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瞿秋白主編）上，發表多篇不署名文章。如6月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及第二天發表的署名文章《上海大屠殺與中國自由運動》，針對當時上海上流社會冒出的調和妥協和「速了」傾向，批判所謂依賴和相信政府與外國交涉、法律解決的錯誤主張，一開始就為這次運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告全國民眾書》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反抗運動之目標，決不止於懲兇、賠償、道歉等『了事』的虛文，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又請全國憤激的人民注意：「須將這個鬥爭持續的依靠於全國民眾自身的力量，萬不可依賴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輟民眾的反抗」；「須知中國人民與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無調和之餘地；更須知……在上海的外商廠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這次大屠殺的正兇，萬不能自欺欺人把殘殺之罪轉移於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認真正的敵人為『調人』，希望他們出來講甚麼『斡旋』、『公道』和『諒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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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貴的是這份告民眾書在揭露帝國主義離間破壞政策時，理直氣壯地表示了共產黨堅決領導這次運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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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階級的黨，工農階級既不是冷血動物，又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乃是帝國主義最堅強最可怕的死敵，中國共產黨那有不參加運動的道理？假如這次運動真如帝國主義機關報之所說——是共產黨所鼓動的，那末這不僅僅不足使各階級群眾畏避共產黨而觀望不清，反而要使他們親近共產黨，並加倍勇往的團結中國民族之一致的奮鬥。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和積極努力才能使各階級群眾深信共產黨不僅為工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並且為全中國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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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署名文章則進一步指出：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一、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二、撤換駐上海英、美、日領事；三、取消各國領事裁判權；四、收回全國租界；五、撤退駐中國境內的外國陸海軍，禁止外國陸海軍在中國境內自由登岸。」並指出上海是這次運動的中心，但「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切帝國主義者進攻。」[22]——可見，這篇文章與他簽署的上述兩個通告和告民眾書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徹底的反帝運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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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當運動波及到全國，並在青島、漢口等地發生槍殺中國工人、市民的嚴重事件，並有各地局部妥協解決的傾向時，陳獨秀又發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佈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並且指出：「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面，不是立腳在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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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有意把反帝鬥爭與國內革命結合起來了。當然，當時不可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可能「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和成立「國民革命政府」。陳獨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這個幻想，他的本意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所以，6月底、7月初，當出現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國委員會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進行談判，六國委員會以中國收回會審公堂等條款與「五卅」無關，不予討論而破裂），而全國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省港大罷工進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堅持「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的同時，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行動」；「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24]這個主張，還寫進了7月10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眾書》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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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否定了陳獨秀中央的左傾盲動設想，五卅運動最後因當時階級力量對比和人民覺悟程度的狀況，以妥協而結束。但是，聯繫到然後廣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着進行的北伐戰爭，應該說，他的這些主張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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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陳獨秀還運用自己的影響，做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工作，如與上海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虞洽卿之間的聯絡。李立三奔走於他們二人之間，傾聽虞對工人運動的意見，並請他代籌一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與財政總長李思浩交涉時，還請虞寫介紹信。隨着運動的深入，資產階級首先發生動搖，如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的十七條要求減為十三條，並首先退出「三罷」等。陳獨秀一面發表《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26]等文章批評他們的動搖，一面還通過同鄉某某的關係，把廣東幫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來，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這些說明，陳獨秀為擴大和加強統一戰線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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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1899～1967），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新中國的創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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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着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着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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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份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一萬人，比運動前增加了十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趁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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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武裝的鎮壓和破壞，大、中、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壓迫下先後退出了戰鬥，陷工人階級於孤軍作戰的困境。少數先進工人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在這緊急的關頭，如何結束運動，對年輕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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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6、7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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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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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拼命』辦法，想借此洩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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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示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面。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30]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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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陳獨秀6、7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甚麼，反對甚麼，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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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執行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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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太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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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32]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准干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回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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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系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干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收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34]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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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五卅運動到了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當時形勢非常複雜，到底是把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甚至武裝暴動呢，還是退卻？無論共產國際或中共中央都發生了分歧。陳獨秀是傾向後者。維經斯基瞭解情況並與陳獨秀幾次長談後，也轉向陳，並報告了莫斯科。據當時上海工部局偵探7月8日報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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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眼線說，布爾什維克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階層包括第三國際（在俄國）的成員，第三國際把代表派遣到中國來煽動罷工並指導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活動。第二階層包括中國的高級布爾什維克，其執行委員會包括如下人員：1，陳獨秀，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第三國際代表的指導下，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方向。他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除非經過偽裝之後。他最近延長了在上海的停留；在滬期間，他幾次造訪在哈同路附近湧泉路上的中華書局。在同一地點，陳幾乎連續兩夜徹夜不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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