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49072
這裏說的第三國際代表，顯然是指維經斯基。二人談話具體內容當然無從知曉，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假設為：維來華時，莫斯科的指示是推動運動繼續向更高潮發展。但到達上海時，看到運動正在向低潮轉折，於是不得不與陳獨秀多次長時間的討論與研究，最後陳獨秀說服了他。維如實地向莫斯科報告，並加以說服：應當逐步採取退卻措施。此其一；其二，雙方討論7月6日莫斯科發來的信，信中表示了同樣的疑慮：「中國事態正接近轉折關頭，現在還不能預言，轉折將以何種形式如何具體地實行？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即這種轉折在不遠的將來必定要發生，而中國共產黨應該對此有所準備。党應做些甚麼準備工作呢？」——維、陳討論的，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以及信中提供的以下四點建議：力爭使党成為「群眾性的政黨」；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爭取農民是關鍵的關鍵（由於運動較快走向低潮，中共當時人員太少，未能顧及。但是，運動結束以後認真研究了這個教訓，利用國民黨農民部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和農民武裝）；學會從進攻轉向退卻，從公開轉向秘密。[37]
1705949073
1705949074
在接到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討論及運動實際情況報告後，7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決定更明確地指示：「來自中國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的意見，運動正在走向低潮，必須採取措施保證有組織地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把結束罷工同準備進一步的鬥爭聯繫起來。」[38]8月4日維經斯基在北京與加拉罕研究貫徹這個指示後給莫斯科的信報告說：「今天我們制訂了一個行動綱領，根據這個綱領，我們將在上海和香港的罷工運動『剎車』。基本意思是工人繼續罷工，不用全國性口號，而用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口號」；「我們是這樣設想以後的策略的。先提出經濟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為同外國企業主的交涉打下基礎，然後，我們聲明（即向工人群眾說明），工人不得不退讓的主要原因……工人們宣佈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就返回工作崗位，同時通過工作理事會宣佈，他們將支援北京政府」，條件是「它將繼續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為滿足爭取獨立……而鬥爭」。[39]——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幾個宣言和陳獨秀幾篇文章對運動策略急轉彎以及五卅運動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時，維經斯基還幫助黨中央「對已開始的鎮壓行動做了準備，建立了工會的地下機構，通過我們的黨團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建立了黨團與黨的地方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繫」。[40]
1705949075
1705949076
由上所見，當時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畢竟是久經鍛鍊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領導者，所給予的指示（從戰略、策略到具體辦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剛剛成立四年的黨，領導如此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缺乏必要的經驗。因此以上指示無疑對中共是極大的幫助，是保證這次運動成功的重要條件。尤其是維經斯基，他為指導和幫助陳獨秀黨中央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總之，五卅運動期間，可以說是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關係最融洽的時期（這種情況與以後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1705949077
1705949078
為此，雖然當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當局竭力攻擊和挑撥中蘇關係，挑撥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中央非但不隱瞞和回避這種關係，反而理直氣壯地宣告：「假如帝國主義機關報所說蘇俄鼓動是真的，那末不僅不足以使各階級民眾畏避蘇俄停止運動，反而要使他們證實只有工農共和國的蘇俄是被壓迫民族唯一的摯友……中國全國民眾正殷殷的望着蘇俄及其領導的各強國無產階級有幫助中國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41]
1705949079
1705949080
最重要的是，在五卅運動中，特別是運動結束時，陳獨秀為這次運動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政策和策略，為後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思想材料。陳獨秀最後總結的經驗教訓歸納為兩個方面：「（一）能正確的應用無產階級兩月以來聯合城市勞動者及小商人而爭鬥的經驗；（二）能正確的明瞭敵人方面——帝國主義及軍閥——內部衝突而利用之。」[42]具體闡述如下：
1705949081
1705949082
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1705949083
1705949084
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
1705949085
1705949086
1705949087
1705949088
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
1705949089
1705949090
1705949091
1705949092
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1705949093
1705949094
1705949095
1705949096
中國是多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能這麼早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麼難能可貴。聯想以後中共的領導人多次長期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更顯出陳獨秀這次認識的價值。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48]
1705949097
1705949098
1705949099
1705949100
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作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像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佔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49]因此，他指出首先「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50]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51]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1705949101
1705949102
1705949103
1705949104
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52]
1705949105
1705949106
1705949107
1705949108
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早在1925年陳獨秀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麼可貴，多麼深刻並有預見性。
1705949109
1705949110
1705949111
1705949112
1705949113
中年陳獨秀
1705949114
1705949115
[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0。
1705949116
1705949117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頁11。
1705949118
1705949119
[3]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店，1927），頁42。
1705949120
1705949121
[4]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