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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93 [40]〈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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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95 [41]〈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1925年6月5日);〈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35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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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97 [4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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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99 [43]〈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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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01 [44]〈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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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03 [45]〈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第125期;〈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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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05 [46]〈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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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07 [4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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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09 [48]〈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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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11 [4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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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13 [50]〈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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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15 [51]〈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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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17 [5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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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22 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9]
1705949223 陈独秀全传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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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25 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0]
1705949226 父子無情亦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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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28 1921、1922年,陳獨秀兩次被捕,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強保密和保衛工作。於是,黨的工作機構進一步隱蔽化,特別是陳獨秀,決定讓他單獨隱蔽起來,其住址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黨中央和家裏人,平時只是陳獨秀自己到黨中央機關來辦公,閱看和簽發文件,他走後誰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裏。這樣,他就與高君曼和兩個孩子——陳鶴年、陳子美隔離分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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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30 如前所述,陳獨秀與高君曼,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韙,姐夫與小姨子結合,曾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因二人真心相愛,又一直生活在遠離家鄉的環境中,而且終日忙於救國救民的大業,因此二人的愛情生活曾相當甜蜜。1909年陳獨秀給蘇曼殊信中的兩句詩「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陳獨秀方面的真情表白。從高君曼方面,過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從一份稀有刊物上發現高君曼約在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前寫的兩首組詩看,其對陳獨秀的情感,也是感人肺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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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32 由於史料淹沒,關於高君曼的為人,現在鮮為人知,甚至至今沒有找到她一張遺留下來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兒子陳鶴年在香港觀看《日出東方》電影後,對女兒陳祥楨說:「你奶奶長得比電影中的『高君曼』還要漂亮。」這應該是可信的,以陳獨秀的眼力,不漂亮是不會相好的。而且也肯定是一位賢妻良母。1920年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移居上海後,君曼為了讓獨秀全力從事黨的工作,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勞作,還在陳的幫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與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會梧(李達夫人)、王釗虹(瞿秋白夫人)等發起「星期演講會」,邀請陳獨秀等到各個學校、團體去演講,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毓賢高等小學校所作的《宗教問題》的演講,就是這個演講會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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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34 但是,真如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世界上也少有恆久的愛情。二人的裂痕最早起源於對子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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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39 陳獨秀之子——陳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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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241 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個兒子之間的情誼與獨秀少年時與兄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是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後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彙報工作,一時沒見着,就由他講,麟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就這樣十分感歎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志」。弟弟喬年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面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着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饑腹,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制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復批判舊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着頭,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任重而致遠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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