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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19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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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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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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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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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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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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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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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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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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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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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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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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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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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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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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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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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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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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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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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廣告，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彙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只稱「同志」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只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於絕望了，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松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松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閒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着差不多要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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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5]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志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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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聽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着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廣告，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至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志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甚麼名字？是怎麼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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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的照片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着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面紗。這個現象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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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造成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為甚麼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