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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之子——陳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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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個兒子之間的情誼與獨秀少年時與兄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是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後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彙報工作，一時沒見着，就由他講，麟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就這樣十分感歎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志」。弟弟喬年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面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着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饑腹，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制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復批判舊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着頭，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任重而致遠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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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決心按這樣的思想，來塑造自己的兩個兒子，以培養他們堅強的意志、強壯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只給他們很少的生活費，讓他們勤工儉學，並且不讓他們倆在家裏住。學業上則出於他對法蘭西文明的偏愛，安排他倆與當時同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贊化同在法租界學法文。潘回憶說：延年兄弟倆「寄宿在《新青年》發行所亞東圖書館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謀生自給，食則夸餅，飲則自來水，冬仍衣袷，夏不張蓋，與工人同作工，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獨秀之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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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曼更是竭力反對這樣做。她本有母性之愛，善良之心。見此情景，實在不忍。「奪夫之恨」本來就對不起姐姐，再這樣對待姐姐的兩個兒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兩個孩子這般受苦，與獨秀多次爭吵，說不攏，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贊化：「姐姐不在，小子無辜，我是姨媽，又是繼母，他們也很訓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誰能諒我？」至少讓他們在家裏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從這細微之處，也可看到陳獨秀的人格魅力，對比現在共產黨高官在子女問題上許多觸目驚心的腐敗案例，真讓人感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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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陳獨秀如此嚴格要求兒子，並不為錯。況且他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種情況看似「父子情薄」，實質骨肉情深，望子成龍，有點當年「白鬍子爺爺」教育童年乾生（獨秀）時的遺傳。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樣的。爺爺是想要孫子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獨秀是要兒子成為國家與革命有用的人才。但從君曼的立場和感情出發，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難煞君曼有情人。儘管如此，君曼對獨秀和延年、喬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儘量緩和父子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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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延年、喬年勤工儉學進入上海着名的震旦大學讀書。接着，陳獨秀北上，出任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君曼也攜鶴年、子美來到京城，過起相當優裕的生活。陳的月工資是300元。但是，陳獨秀對上海的兩個兒子，還是那樣「刻薄」，只讓亞東圖書館老闆從他的稿費裏，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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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兄弟從小見父親不顧家庭，對於妻子即兩兄弟的生母如此薄情寡義，現在又如此嚴酷對待自己的親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親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獨秀同志」，毫無親情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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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兄弟倆畢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都成了中共優秀黨員和傑出的革命領導人，為中共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二人在1927、1928年，先後被「盟友」國民黨殺害時，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慨，不愧為將門虎子，拋開黨派偏見，應該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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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子！把酒灑在地上。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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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崩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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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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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困生活與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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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活動中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都會陷於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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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娘三個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面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喀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洋溢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因受父親莫須有罪名而殘酷迫害亡命紐約時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准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面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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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稱為「富貴病」。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只有進口的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環境上，都無法再就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但是，這部分的收入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制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原始檔案中，有很詳細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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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林檔案中，我們看到有四張陳獨秀簽署的收款條，例如兩張用英文寫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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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收到上海C・維里傑同志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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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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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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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hen（陳獨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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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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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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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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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