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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新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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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一萬四千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後果不堪設想。《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國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8]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九千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度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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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那時是革命連遭失敗時期，因此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的溫暖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20]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之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發生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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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轉輾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即加入共產黨的周邊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轉輾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蹟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國內，但許桂馨帶着四個孩子先行回國，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一說許桂馨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稚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大陸的轉折，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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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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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兒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只有抱着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駡、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動、寫交待，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挺着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凌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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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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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有時還念舊情，如像在1945年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那樣，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松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沒有中斷過。」[22]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高大眾元配夫人一系包括陳松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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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那樣家屬及關係人受到迫害，似與毛澤東本人無關，只是如他發動文革打開潘朵拉魔盒，後果之惡，他已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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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夫人高曉岚，又名高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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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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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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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麼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以「現代史料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部「供內部參考」的《鄭超麟回憶錄》時，不得不把這一節全部刪除。後來，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史事與回憶》中，才恢復了這一節。本書只是通過陳獨秀怎樣處理革命中同志們的戀愛問題，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陳獨秀處理問題的原則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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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所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沖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令其他的人們瞠目結舌。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景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志們的這類糾紛。例如，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收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着，表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似乎把尹寬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當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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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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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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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3]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由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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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們也只好收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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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志。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志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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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面。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敍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閒情逸致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着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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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為中共六大制訂的路線，擁護聯共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路線。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面。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增長了中共的所謂「黨性」（卻失去了人性）。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從此，她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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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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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閒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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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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