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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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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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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為此，史太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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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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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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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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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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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陳獨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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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情脈，感年芳；餘夢愔，入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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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遊空歎老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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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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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鱸魚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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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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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陳獨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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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兩句（12字），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白塔寺附近，所以坐着也能看到白塔和明月。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麼糟糕，但南方卻充滿着希望，所以，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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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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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2]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才揭開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制過，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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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把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戲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只有聽人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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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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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二大」——「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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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陳獨秀企圖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又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沒有影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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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作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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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與莫斯科「避免加劇關係」的聲音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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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志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這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所引的鮑羅廷給加拉罕（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及駐華全權代表，領導一切在華工作的蘇聯及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電報中，鮑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的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他甚至強調說：「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25]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