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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沒有找到」，但其內容自然主要是鮑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只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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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着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這個當時力量還不大的組織，卻必須照顧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較為公正地評價說：「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志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儘管會損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面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慮到緊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運動的浪潮，那麼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當時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是對中國情況瞭解不夠，又想瞎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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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東地方實力派胡漢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大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東，進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蔣的勢力迅速膨脹起來。中共廣東區委也利用這個形勢，制訂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佔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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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瞭解廣東形勢變化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中派」這個新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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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儘管維經斯基如上11月11日的書面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八二九」指示和12月3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題。陳獨秀被迫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所以，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沒有認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題上，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沒有分歧，惟獨對於「中派」，中央是「聯絡」，廣東是「孤立」。可是，人們不知道，特別是廣東區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來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十分深刻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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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雖然由於1925年反對國民黨右派碩果猶剩，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使共產黨人爭取到了一些職位，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但在36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卻有15人。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仍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最嚴重的是在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佔了絕對優勢，共產黨員只有一人。中執委和中監委在一起開會，就形勢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而且當時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友仁等，是很沒有力量的。這就為比戴季陶還隱蔽的新右派蔣介石等上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闢了道路。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上中央委員，隨後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開始跳躍式上升。不要說莫斯科因為陶醉於自身的利益不瞭解情況而沒有料到，連在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也沒有料想到前門驅逐老右派，後門迎來更加貪婪、兇狠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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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着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運在等待着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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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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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艦事件」——「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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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也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共產黨雖作了退讓，也保留了中央幾個部門和重要省、市黨部的位置。特別是當時對國民黨和廣東局勢有重要影響的以季山嘉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而且對共產黨備加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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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艦事件」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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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季山嘉明確反對莫斯科要求共產黨從國民黨黨政軍領導崗位上撤退的方針。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緊接着國民黨二大結束後，給中共中央一封信中指出：現在中國在國民革命運動迄今所依靠的社會集團中，發生了角色的變動和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姿態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已開始離開領導崗位。」他特別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軍，即所謂黃埔『黨軍』」；「因為這個軍從最初組建時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並由從中國共產黨內專門挑選出來的一些同志從事這項工作。這個軍的各個師都設立了政治機關，團和連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事實說明，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退出國民黨為時尚早並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做分裂或離開國民黨的宣導者，中國共產黨需要預先為此掌握群眾和為自己打下基礎，那麼我們離開軍隊……那就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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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季山嘉提出了與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對立的四項「工作方法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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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產黨人的整個工作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領導，該部也主管組建工農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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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產黨人要進入相應的國民黨軍隊組織，參加這些組織並以國民黨名義在國民黨基層組織中施加自己的影響，目的是防止這些組織產生右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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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部隊中的各種社會組織並把它們工作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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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隊中的共產黨支部不公開，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工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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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季山嘉對共產黨的確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共產黨人不僅在國民黨中央及高級黨部內佔據了相當的位置，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也不小。在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特別是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三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此外，共產黨還掌握着十餘萬參加工會的工人和60餘萬農會會員，其中工人糾察隊2千餘人，農民自衛軍3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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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當時被莫斯科和中共視為第一個大左派。認為他繼承孫中山遺志，貫徹三大政策，對鮑羅廷也十分依順，「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並曾同意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廣東區委提出的使共產黨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員會佔多數的方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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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以上這種狀況，是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結果，特別是在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劉、楊叛亂戰爭中，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浴血奮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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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形勢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最忠於孫中山而隱藏着更大野心的蔣介石與其他各派、尤其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蔣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季新（即汪精衛——引者）兄商決大方針。余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又說：「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28]4月9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也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29]可見他心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是，他也從老右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能公開地反蘇反共，因為他當時畢竟羽毛未豐，還需要蘇俄和中共的幫助，即利用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努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南方其他軍事勢力，包括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所以，他必須使用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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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中有一些自稱是「孫文主義學會」人，與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有聯繫，主張反蘇反共。他們看透了蔣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廣州的商輪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黃埔港要求保護之機，由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假稱「蔣校長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中山艦由廣州到黃埔「聽候差遣」。這時蔣介石不在黃埔而在省城。之後，又因聯共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領的蘇聯使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問可否調中山艦返省，蔣介石於是猜疑起來，認為自己沒有調令，卻調中山艦去了黃埔；而現在發現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艦調回省城；隨即惶惶然聯想起當時「孫文主義學會」散佈的「共產黨要幹（掉）他」、汪精衛要「趕走他」的謠言，認定此舉是要「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受訓」的「陰謀」。蔣介石起初頗為躊躇，曾想離開廣州退到汕頭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去，轉而與身邊親信密謀後決定，就地「反擊」。20日，他宣佈廣州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等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和蘇聯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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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當天，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蘇聯顧問團提議採取強硬方針：動員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到肇慶集中，依靠當地駐防的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的力量，爭取對蔣介石此舉極為不滿的第二、三、四、五、六各軍，通電反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31]周恩來也回憶：「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32]就是說出現了「反蔣聯盟」。汪精衛更是站在這個聯盟的一邊。21日傍晚，蔣介石以探病為名訪問汪精衛，只見汪「怒氣勃勃，感情衝動，不可一世」。[33]當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正回國述職，代理團長季山嘉支援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諾夫根據自己的判斷，獲得莫斯科批准後，決定對蔣取退讓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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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諾夫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體大會上做了六個小時的報告，闡明了為甚麼必須對蔣介石讓步的理由，第一條就是「不嚇跑大資產階級」。他認為事件「是由三種矛盾造成的」：1、集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之間的矛盾；2、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小資產階級向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面搖擺）；3、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指出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是香港「政治買辦」，「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面對這些矛盾，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