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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是，上海的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廣州發生的上述事件，起初只從報紙上得到零星的消息而對真相一無所知，因此除了對蔣介石的「反共政變」感到「震驚和惶惑，對蔣介石的態度，在一段時間內陷於遲疑莫決」。[36]等到3月底，布勃諾夫回國路過上海，陳獨秀才從布的嘴裏得到一些較為可靠的消息，並聽信了布的一面之詞，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認為「三二〇」事件的策動者是「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示意與蔣介石無關，而蔣採取行動，是由於誤信共產派有倒蔣陰謀的謠言。而在駁斥此謠言時，又說了這樣的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誰破壞革命勢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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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當時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與廣東區委及俄國人一樣，的確還把蔣當作是「左派」，不過是聽信了右派的謠言。其實，蔣介石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的是國民黨的根本利益。開始時，他要爭取蘇聯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維持國共合作，打擊公開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派，被蘇聯和中共視為「左派」。待到蔣反蘇反共時，才把他視為「中派」和「右派」。這裏，蔣有一個由「假左」到「右」、由隱到顯的轉變過程，中共對其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這是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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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題就出在陳獨秀還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瞭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自己同志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再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面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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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張國燾去後，沒有及時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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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它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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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東省委員）。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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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到達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我們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莫斯科是不能允許的。他「極力強調廣東局勢異常危險，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東派）的反革命政變，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擊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脅下，只能成立一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替革命開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誤，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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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東系右派的威脅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儘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東區委的。史太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搾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搾乾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39]鮑羅廷、史太林這個策略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駕馭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鬧一點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地把他制服了。但是，蔣介石厲害，他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置史太林和中共於死地。史太林有強大的蘇聯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慘了。在史太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卻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誠而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及其領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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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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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黨務案」——「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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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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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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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當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蔣計劃的中共中央所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來了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麼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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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甚麼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1]何以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周恩來、毛澤東不是很有辦法嗎！又何以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顛倒黑白地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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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廣東系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洋洋地向莫斯科回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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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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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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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以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只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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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制，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着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系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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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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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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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面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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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定，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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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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