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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27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為此還公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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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29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陳獨秀的這個要求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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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31 而且,正是基於這種退出國民黨的立場,陳獨秀才在這封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可是,傳統黨史論著,均以此證明陳獨秀是接受「整理黨務案」的。這是多麼驚人的歪曲和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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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33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0]
1705949734 反對北伐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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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36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多次依靠南方軍閥進行北伐,都未出師而夭折,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遺囑中的中心思想。對於孫中山的北伐觀,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陳獨秀是贊同的,但對於他的依靠列強和對軍閥「聯甲倒乙」的方法,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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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38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後,自認是孫中山的第一繼承人,高唱「繼承總理遺志」,無論是統一中國,還是實現他個人奪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拿破倫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打倒北洋軍閥也是它實現民主革命綱領中「打倒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了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題,並作出「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的決定。陳獨秀雖因在上海患傷寒「失蹤」未參加會議,但事後對這個決定是擁護的。但會議應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在上海設交通局,廣州設臨委,「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遷往廣州」的決定,因陳獨秀堅決反對而未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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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40 然而,在經過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改變了思想,堅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於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據當時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回憶:在1926年6月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二對二票。反復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發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敢回罵,默然了。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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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42 7月7日,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論述了當時不宜北伐的理由,指出:北伐應是革命的北伐,而不是為蔣介石謀取個人的權位:「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必須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現在的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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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44 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當時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這也說明陳獨秀在6月4日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的一些話乃違心之言。為批駁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中共「倒蔣陰謀」的「栽誣」,陳在信中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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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46 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由於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多次說過這類違心之言。可是,後來的中共官方史學和眾多學者,都以此斷章取義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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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48 陳獨秀反對北伐另一個考慮是,認為當時廣東與北洋軍閥的軍事力量對比不利於廣東,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佔據中原的吳佩孚直系軍閥在「武力統一」口號下,正策劃南伐廣東,所以,陳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50]關於這一點,與當時推行「喘息政策」、主張與帝國主義、北洋政府妥協的莫斯科當局倒是一致的,莫斯科也多次表示反對北伐。在1925年12月3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作為會議決議的史太林指示就說:「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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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50 直到1926年5月6日和20日北伐前夕,聯共政治局兩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蘇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分散廣州的軍事力量」,「鑒於目前出現的情況,認為可以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遠征軍去保衛通往廣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讓軍隊擴展到該省疆界之外。」「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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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52 當然,莫斯科反對北伐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莫斯科主要是怕遭到如馮玉祥在北方那樣的失敗,大批蘇聯援助付之流水。陳獨秀主要擔心北伐加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與陳獨秀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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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54 8月9日,即北伐開始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廣州召開的會議結論中,還推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意見:「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樣,這樣來準備條件,使黨能在有利的時機提出具體的口號,制止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因為這是與向農民徵稅和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有聯繫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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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59 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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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61 但是,在「中山艦」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甚麼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吹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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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63 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甚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甚麼,一旦我們提出甚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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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65 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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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67 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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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69 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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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71 「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的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將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說,北伐的結果將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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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73 中共廣東區委受了鮑羅廷的影響,更飽受廣東系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的壓迫與欺侮,積極擁護並促成北伐,企望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進行報復,打倒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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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775 廣東地方軍政集團和其他非蔣勢力,包括國民黨左派和第一軍除外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蔣介石離開廣東或擺脫由俄國全力扶持(特別是軍事援助)的蔣介石軍事獨裁。也有少數人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及孫科,怕蔣介石在北伐中強大起來而加強他的軍事獨裁,對北伐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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