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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當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蔣計劃的中共中央所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來了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麼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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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甚麼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1]何以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周恩來、毛澤東不是很有辦法嗎！又何以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顛倒黑白地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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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廣東系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洋洋地向莫斯科回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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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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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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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以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只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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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制，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着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系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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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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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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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面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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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定，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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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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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為此還公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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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陳獨秀的這個要求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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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是基於這種退出國民黨的立場，陳獨秀才在這封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可是，傳統黨史論著，均以此證明陳獨秀是接受「整理黨務案」的。這是多麼驚人的歪曲和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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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北伐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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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多次依靠南方軍閥進行北伐，都未出師而夭折，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遺囑中的中心思想。對於孫中山的北伐觀，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陳獨秀是贊同的，但對於他的依靠列強和對軍閥「聯甲倒乙」的方法，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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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後，自認是孫中山的第一繼承人，高唱「繼承總理遺志」，無論是統一中國，還是實現他個人奪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拿破倫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打倒北洋軍閥也是它實現民主革命綱領中「打倒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了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題，並作出「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的決定。陳獨秀雖因在上海患傷寒「失蹤」未參加會議，但事後對這個決定是擁護的。但會議應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在上海設交通局，廣州設臨委，「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遷往廣州」的決定，因陳獨秀堅決反對而未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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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經過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改變了思想，堅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於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據當時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回憶：在1926年6月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二對二票。反復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發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敢回罵，默然了。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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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論述了當時不宜北伐的理由，指出：北伐應是革命的北伐，而不是為蔣介石謀取個人的權位：「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必須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現在的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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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當時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這也說明陳獨秀在6月4日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的一些話乃違心之言。為批駁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中共「倒蔣陰謀」的「栽誣」，陳在信中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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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由於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多次說過這類違心之言。可是，後來的中共官方史學和眾多學者，都以此斷章取義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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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反對北伐另一個考慮是，認為當時廣東與北洋軍閥的軍事力量對比不利於廣東，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佔據中原的吳佩孚直系軍閥在「武力統一」口號下，正策劃南伐廣東，所以，陳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50]關於這一點，與當時推行「喘息政策」、主張與帝國主義、北洋政府妥協的莫斯科當局倒是一致的，莫斯科也多次表示反對北伐。在1925年12月3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作為會議決議的史太林指示就說：「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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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6年5月6日和20日北伐前夕，聯共政治局兩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蘇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分散廣州的軍事力量」，「鑒於目前出現的情況，認為可以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遠征軍去保衛通往廣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讓軍隊擴展到該省疆界之外。」「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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