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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莫斯科反對北伐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莫斯科主要是怕遭到如馮玉祥在北方那樣的失敗，大批蘇聯援助付之流水。陳獨秀主要擔心北伐加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與陳獨秀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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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即北伐開始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廣州召開的會議結論中，還推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意見：「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樣，這樣來準備條件，使黨能在有利的時機提出具體的口號，制止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因為這是與向農民徵稅和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有聯繫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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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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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山艦」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甚麼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吹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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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甚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甚麼，一旦我們提出甚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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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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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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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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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的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將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說，北伐的結果將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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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廣東區委受了鮑羅廷的影響，更飽受廣東系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的壓迫與欺侮，積極擁護並促成北伐，企望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進行報復，打倒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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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地方軍政集團和其他非蔣勢力，包括國民黨左派和第一軍除外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蔣介石離開廣東或擺脫由俄國全力扶持（特別是軍事援助）的蔣介石軍事獨裁。也有少數人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及孫科，怕蔣介石在北伐中強大起來而加強他的軍事獨裁，對北伐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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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文章一發表，廣東一片譁然：「國民黨中派及右派左派領袖，均表示不滿」；顧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撥人民與國民政府之感情」；張靜江則請鮑羅廷「勸仲甫勿再作這類文章；黃埔特區國民黨党部則向中央黨部控告，並禁止同學購閱《嚮導》，「左傾分子不贊成，竟至用武」。「在中央黨部接受黃埔同學這個控告後，開會討論，李濟深第一個站起來說這篇文章並不錯，孫科亦然，左派諸人亦借此機會向中派發牢騷。最後，勉強敷衍由主席張靜江寫一信給仲甫結束此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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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駁答張靜江（人傑）抗議的復信，堅持《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場和觀點，申明：「我們對於出師北伐是否國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對於怎樣出師北伐，和你們都有不同的意見。你們一聞不同的意見便以為是攻擊，你們這種不受善言的老脾氣也仍然絲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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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北伐已成大勢的情況下，陳獨秀能看透蔣介石北伐的用心，並力排眾議，提出反對北伐的主張，故然表現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但也表現了他的十足的書生氣。因為當時是否北伐的決定權，在廣東方面，主要是蔣介石、鮑羅廷及其影響的中共廣東區委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儘管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對北伐的決定，廣東國民政府還是在7月1日誓師北伐。陳獨秀7月7日發表的反對北伐的文章成了馬後炮。而且由於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發動革命群眾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蔣介石」放在首位。於是，當中共廣東區委派周恩來到上海請示「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陳獨秀表示：第一，反對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擁護蔣介石，也不是打倒蔣介石。[57]所以，後來周恩來批判陳獨秀說：關於在北伐中對蔣介石的方針「陳獨秀說你們開個會商量商量好了。」開會時，張國燾代理主席，「說北伐中我們的方針就是，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所以，在北伐戰爭中，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是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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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周恩來把北伐中幫助蔣介石坐大的罪責歸咎於陳獨秀實在是不公平，真正反對打倒蔣介石而且大力幫助蔣介石的，是莫斯科。因為，他們見北伐一路凱旋，7月12日攻取長沙；9月就攻克漢口、漢陽，莫斯科立即改變原來反對北伐的態度，就傾全力幫助蔣介石。結果，即使中共廣東區委和鮑羅廷想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企圖，也成了泡影。與蔣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額經費及武器供應相比，在上海的陳獨秀黨中央既無錢、又無武器，拿甚麼「打倒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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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當時的陳獨秀來說，不是要不要反對北伐、要不要打倒蔣介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反對北伐、能不能打倒蔣介石的問題。很顯然，在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雙重壓制下，陳獨秀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儘管他作為中共的總書記和他那特殊的個性，為捍衛黨和革命的純潔性還要出來頑強地表現一番，結果只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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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當然知道是徒勞的，不過是再一次表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硬骨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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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方朔」，即漢代大臣的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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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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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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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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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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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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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