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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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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嚮導》，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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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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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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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4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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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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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0、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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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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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嚮導》，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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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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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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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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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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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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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將計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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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開始的。而共產黨所說的「大革命」應該是從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北伐開始的。因為，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大革命才得以真正的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也好，「大革命」也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北伐已經開始後，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這樣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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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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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的事，也不制訂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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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高喊甚麼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共產黨立即修正了態度。首先，7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1]接着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佔長沙，迫岳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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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贊助北伐，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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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制訂的路線。但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他正當壯年，卻走進了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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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作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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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1897～197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