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49986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3]
1705949987
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1705949988
1705949989
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太林（及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辯證互動的。
1705949990
1705949991
如此看來，當時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四種方法：一條是史太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動和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太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是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1705949992
1705949993
儘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他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要求將其撤換，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國民黨人」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只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6]
1705949994
1705949995
維經斯基此舉引起史太林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太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他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正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托洛斯基派反對自己的口實。此其一。其二，史太林正被北伐的表面勝利衝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他在度假聖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7]所以，史太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其為「左的幻想」，會嚇倒國民黨，「使它向右轉一定要同右派結成聯盟」；「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不准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問題所持的輕率能度是不能容忍的」；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8]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19]
1705949996
1705949997
所以，聯共政治局不僅不撤換鮑羅廷，還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進而改組遠東局，維經斯基被撤職，並置遠東局於鮑羅廷領導之下。[20]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維經斯基為此要求他和陳獨秀到莫斯科「報告中國情况」（進行辯解），但史太林未予理睬。[21]
1705949998
1705949999
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之所以同情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因為「三二〇事件」後，由於莫斯科認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陳獨秀又一次一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破壞莫斯科的基本路線，直接威脅到蘇俄在中國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三二〇」後，莫斯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中共的控制。
1705950000
1705950001
第一、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用布勃諾夫的話說：對中共，特別是「對廣州要給予更多的注意，把對它的領導工作與我們在全中國的政策結合起來」。[22]
1705950002
1705950003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應定期向遠東局報告中央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3]
1705950004
1705950005
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經過遠東局批准，而遠東局必須請示莫斯科。如此實行僅一個月後，遠東局的工作報告承認：「我們遠東局起了領導作用」，「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還發生「不經黨中央的事先決定就派俄國同志到黨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情況。這樣的文字似乎是在作檢討，但並不想改，所以遠東局三個月工作總結還得意地說：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志的參與下解決的」；「我們還要監督中共的軍事工作。」[24]
1705950006
1705950007
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中國的局勢複雜，遠東局……勝任不了它所肩負的任務」。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陳獨秀的總結報告有三點使他們「感到驚訝」。比如陳認為，「與左傾軍閥勾結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時局的基本特點，而不是像他們和莫斯科那樣「滿足於對個別問題的回答」（即就事論事，甚至顛倒黑白地說蔣介石的挑釁是中共的左傾錯誤引起的）。由此，他們甚至說莫斯科對中國情況「知之甚少」；「廣州的情况，要比莫斯科所描繪的複雜得多」；「由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遠東的工作也是十分錯誤的」。[25]
1705950008
1705950009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由此導致的後果反而教育了遠東局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莫斯科的路線有問題。特別是當時任遠東局書記的維經斯基一直比較同情中共的困難處境，一度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和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的主張。他認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線，對於中共來說，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致命弱點。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抱怨說：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又要事事遷就國民黨；既要領導國民黨、爭取革命領導權，又不能擔任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務；「要實行領導但不能變成指揮、由自己（共產黨人）取代國民黨人，這是特別困難的」；「必須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使用一些軍事領袖，而且也被這些領袖利用」，以致國共合作本來是要「使民主發展傾向取得勝利」，實際卻在走向軍事獨裁。
1705950010
1705950011
對此，維經斯基深深感歎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瞭解了這些，「那麼就會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26]
1705950012
1705950013
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北伐軍打到杭州，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另一方面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制蔣介石到上海反共之想。這時，陳獨秀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面目。
1705950014
1705950015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4]
1705950016
失敗的前兩次上海工人暴動
1705950017
1705950018
1926年9月1日，北伐軍攻克漢口，揮師東進，攻入江西，與在福建作戰的北伐軍同戰孫傳芳部隊。孫兩面受敵，抽調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防務空虛。10月16日，浙江省長夏超宣佈獨立，並率部向上海進發。這時，上海以虞洽卿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因與孫有矛盾（孫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務幫辦、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極希望共產黨助其一臂之力，「取得上海政權」。[27]
1705950019
1705950020
1705950021
1705950022
1705950023
1926年9月7日，北伐軍攻克漢口。圖為北伐軍進入漢口
1705950024
1705950025
曾在孫中山時期策劃過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上海軍事特派員紐永建活躍起來，「要工人幫助他，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答應暴動成功後「保護工人」。[28]由中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暴動。1983年大陸公佈的檔案材料說：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這次暴動「以商界為主體」，「以國民黨的紐永建和吳稚暉二人為主力」；在未來的市政府中「不反對資產階級為市民取得政權」，無產階級「不拿政權」；「我們只須有人參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們的目的只在取得民眾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29]當時紐永建號稱有1，000人（實際只有100餘人），上海工人糾察隊只有200多人。
1705950026
1705950027
10月23日，上海工人倉促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當天因夏超部隊被孫軍擊敗、紐永建及其聯繫的起義部隊臨陣動搖，工人陷於孤軍作戰而失敗。於是，傳統觀點又給陳獨秀一條「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罪狀。其實，正如上述在這次暴動前一天（10月22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述，這次暴動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正是遠東局定的方針。陳獨秀只是在上海區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方針而已。維經斯基的電報稱：
1705950028
1705950029
南方軍隊最近取得的勝利使孫（傳芳）開始崩潰……反孫鬥爭正在上海廣泛展開，12個月前採取的在爭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幟下將孫逐出上海的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排除在最近幾天內成立由商人和國民黨組成的、主張正式或非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政權委員會。[30]
1705950030
1705950031
維經斯基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為主、加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制蔣。殊不知，國民黨左派十分軟弱。所以，他及遠東局的策略就夾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力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而結果往往徒勞，不得不服從莫斯科，同時又同情並說服陳獨秀執行莫斯科的路線。由於他首先看出了「利用蔣介石的策略反被蔣所利用的危險」，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首先遭到整肅。「大革命」後期，特別是武漢時期，他實際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實權掌在鮑羅廷和羅易手中。
1705950032
1705950033
第一次暴動失敗第二天，中共上海區委就總結經驗，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這次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毫無力量，不要把他們力量看大。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的認定只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以後特別要認定自己為一切的中心。」[31]於是這個方針就成了陳獨秀黨中央指導以後兩次暴動的指導思想。遠東局在事實教訓面前，也不得不違背莫斯科指示，默認這個方針，放棄讓資產階級國民黨來領導暴動和掌握政權的計劃。
1705950034
1705950035
北伐的形勢發展很快。1927年初，蔣介石公然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決定，扣留路過南昌（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領導人，要求遷都南昌，以實現他以軍制黨的個人獨裁，製造了一場遷都之爭，在中共、鮑羅廷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反擊下，此舉未成，但革命陣營的分裂公開化了。2月21日，蔣在南昌行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演說，提出「制裁」共產黨，驅逐鮑羅廷，推翻三大政策。隨後，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被殺。接着，從九江、安慶，在北伐的同時，蔣一路反共，殺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