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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81 但是,如何與蔣決鬥呢?陳獨秀也有顧慮。在3月28日的特委會議上,他說:若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衝突,「太階級性了」,「完全失掉聯合戰線」,即國共合作破裂。為此,他一面提出搞一個反英運動:「號召反英,要蔣反英,民眾願作後持(援)」;「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所謂「反英運動」,也如陳所說只是宣傳、英廠罷工和抵制英貨。陳的設想是蔣必不反英,民眾即可反蔣——「最好要將反英與反蔣聯合一起」;並提出「口號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國兵。」[38]但這對蔣介石是無用的。一面則請示共產國際。彭述之後來回憶:在特委會議上,大家「檢討當前極度危險的局勢,一致認為:除了堅決採取行動反蔣外,別無其他出路」。羅亦農、周恩來也是這個主張。周認為:「如果我們採取行動對付蔣介石,薛岳(他所指揮的一師駐上海閘北)和嚴重(他的軍隊分駐蘇州無錫一帶)可能站在我們方面來,但舉行軍事行動反對蔣介石,恰好是違反國際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請示外,陳獨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漢,商議這個路線的重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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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83 這三項措施,反映陳獨秀內心不可言語的無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的右派軍隊決鬥,沒有勝利的把握。中共發動「三暴」,及其後的反蔣鬥爭,如當初的巴黎公社那樣,乃是形勢逼出來的壯舉,因此,大陸有些學者認為,這時的陳獨秀,說其是「右傾」,不如說是「左傾」。筆者認為無所謂左與右,只是做了他無可奈何必須做的事情。辦法也許是有的,如發現蔣介石要動手鎮壓中共和工人糾察隊時,立即轉入地下隱蔽起來,或撤退到農村去。但是,那時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覺悟,二不可能作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拼命中流血犧牲,成了唯一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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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85 問題在於,當時的莫斯科卻從錯誤的前提出發,作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陳獨秀黨中央請求武裝反蔣的電報發到莫斯科後,3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作出決定:「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39]這就把中共中央逼蔣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蔣的策略完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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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87 3月31日,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在「收到發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報告,說蔣介石已在上海發動政變,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並打算在這方面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一面要求鮑羅廷「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一面向中共中央作出指示:「(1)在群眾中開展反對政變的運動;(2)暫不進行公開的作戰;(3)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4)揭露右派的政策,團結群眾;(5)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獨裁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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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89 平心而論,這個指示在阻止中共「拼命主義」上,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沒有指出如何正確地組織防禦,以保護上海的中共黨員和工人的力量。這是一個對業已開始的蔣介石反共政變示弱和挨宰的政策。所以,陳獨秀說:「羅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41]羅還在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明確反對國際指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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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91 「蔣與我們爭鬥的中心問題,為解除上總糾察隊武裝問題,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後的決鬥」;「我們決定不收藏槍械,堅不繳械,決不投降與退卻。沒有調和餘地,我們不避免衝突,我們唯有與蔣奮鬥,我們有實力有群眾,只要策略應用得好,有勝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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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93 但是,如何與蔣鬥,他也沒有辦法,只說「以民眾的力量去鎮壓蔣之反動」,「不取進攻的形勢」。[42]——顯示出當時中共的極端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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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95 聯共政治局所以作出以上指示,一是他們最清楚這幾年來他們給蔣介石的援助之巨大與給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給一槍一彈),相差是那樣的懸殊;中共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二是他們對蔣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價值。就是這只「檸檬」的汁還沒有榨乾淨;三是對陳獨秀揭露蔣介石從南昌開始與敵人的勾結陰謀不相信。這是莫斯科遙控中國革命、不瞭解中國實情的死穴。就在這個指示作出後第三天(4月3日)史太林的反對派托洛斯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指出中國革命分裂危機「不可避免」,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並讚揚陳獨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是無條件正確的」,呼籲立即建立工人蘇維埃。[43]為此,史太林在4月5日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在批駁托洛斯基時竭力為他的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辯護,說蔣「是服從紀律的」,他「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為」。會議通過決議,批評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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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297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9]
1705950298 簽署《汪陳宣言》,百口莫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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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00 於是,陳獨秀不得不執行「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的指示,與當時乘蘇聯輪船回國到上海的汪精衛簽訂《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全黨同志書》。後來陳獨秀也稱這是個「可恥的宣言」:「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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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02 陳獨秀從準備反蔣到簽訂《汪陳宣言》,的確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莫斯科的指示對這個轉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當時的文件看,陳獨秀及上海區委也認為這是必要和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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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04 汪精衛4月1日到達上海,周恩來到蘇聯輪船上迎接,把他安排到一個臨時住處後來向陳獨秀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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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09 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僞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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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11 三點水來了,我今天得到俄國同志通知第一個去看他,此時別人還不知道他站在我們方面。他問我,他於北伐以前到外國去,如今北伐勝利才回來,國內同志是否因此對他不滿?我向他解釋,說國內同志都希望他速回來領導他們。他對於俄國同志有點不滿意的表示,因為負責送他回國的同志,無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或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輪船上,都把他當作囚犯一般看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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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13 周恩來主張直接把汪送到武漢去,不讓他在上海同蔣介石等國民黨要員見面。陳同意周的意見。但是,上海是國民黨的老根據地,汪到上海後如魚得水,處於危險境地的共產黨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動,更不能限制蔣介石等人與他聯絡。2、3日兩天,汪精衛與蔣介石、吳稚暉等召開秘密會議。吳自認為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摸到了共產黨的底——早晚要推翻國民黨,因此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軍將領實行清共。此正合蔣意,蔣提出馬上做兩件事:「趕走鮑羅廷」,「分共」。汪精衛顯然沒有忘記「三二〇」事件中被蔣排擠的慘痛教訓,因乍回國,既不瞭解情況,又無實力,所以提出「緩兵之計」:暫時容忍,爭取和平解決分共問題。蔣、吳反共,一想爭取汪精衛,二要時間準備,同意了汪的主意。最後,雙方達成折中協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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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15 (一)由汪精衛負責通知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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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17 (二)對武漢中央及政府所發命令,「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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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19 (三)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對於「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暫時取締」,「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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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21 (四)「凡工人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指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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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23 3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會見汪精衛。汪告訴他們,已經與蔣介石見了面,在座的還有吳稚暉等人。吳大罵共產黨,蔣則不做聲。陳獨秀說:「吳、蔣二人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汪用吳的話質問陳:「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陳答「決無此事」。汪又轉達吳稚暉的話,稱陳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於是,陳被激起,答以親筆作書面宣言。當夜,陳寫了很久,即起草《汪陳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次日,周恩來拿去給汪簽字。拿回來時一看,汪的名字簽在後面,前面留了許多空白,意思是讓陳的名字簽在前面。「但獨秀拿起筆來把他的名字仍舊簽在汪的名字後面。」[48]5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上海各大報普遍刊登此宣言。宣言稱:「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則「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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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25 當時各派對《宣言》的反應很複雜。宣言公佈當日,在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開的談話會上,吳又故意挑撥說「外間誤會甚多,以為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汪大笑說:「僅言兩黨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僅兩黨首領外交上友誼談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吳說:「治理中國止(只)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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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27 中共江浙區委、江蘇省委及一些群眾團體紛紛表示竭誠擁護宣言。羅亦農在6日舉行的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陳汪聯合宣言,已使許多造謠中傷的右派伎倆都將打破,許多懷疑的國民黨分子也可不懷疑」。「所有國民黨黨部及我們黨部要發表宣言表示擁護」;「要特別宣傳我們的領袖獨秀同志」。[49]陳獨秀本人當時也感覺良好,拿着刊有宣言的報紙對鄭超麟說:「大報上好久沒有登載我的名字了!」大革命失敗後,才覺悟到這是個「可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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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0329 陳獨秀以為上海的局勢可以放心了。6日即登船赴武漢,因為武漢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共臨時中央,連電催促陳赴漢,認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問題都應集中力量在武漢解決。10日到武漢,蔣介石則於12日在上海撕毀與汪精衛達成的協定和《汪陳宣言》,發動反共政變,史稱「四・一二」事件。傳統觀念把這次共產黨的災難完全歸咎於陳獨秀和《汪陳宣言》。因為它解除了共產黨的思想武裝。宣言的確被蔣介石所利用,但不能說在事件發生前共產黨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有情報來源。據鄭超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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