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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左傾路線的要點是：（一）、莫斯科對形勢的估計，原來是反對北伐，現在卻被北伐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帝國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已在一半國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個中國已經勝利在望；（二）、對國民黨的政策，原來指示中共在黨政軍中放棄領導權，現在則強調無產階級要從已經變得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特別在軍隊中共產黨要「擔任某些領導職務」；（三）、對統一戰線，原來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現在則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就把資產階級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評陳獨秀多次提出的「共產黨應該離棄國民黨的這種主張，乃是錯誤的」。而且，「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原來指示不要參加國民黨政府；（四）對土地革命，原來不准進行阻礙北伐的農村鬥爭，現在強調革命的「重點是土地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五）對革命性質和前途，原來強調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現在則提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將「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史太林說：「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建立與蘇聯結盟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國家」。上述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精神，完全根據於史太林11月30日講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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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使參加革命的人們的思想完全搞混亂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向警予秘書的陳修良回憶這種混亂以及陳獨秀靠邊站的情況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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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執委七大後，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口號不大明確，是指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作為一個目標奮鬥，當時都不瞭解，只有一個模糊的理解。我曾問過向警予同志甚麼是「非資本主義道路」？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只是說：「當時中央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人說：中國處在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還有一種人說：中國已經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爭論不決。」當時由於對革命的階段問題不明確，後來又對於蘇維埃政權口號不理解，到底是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搞民主革命，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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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當時是中央的宣傳部長，他對農民問題特別關心，經常講這個問題，市委的幹部訓練班上也講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權革命，也就是農民革命，任務是打到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看來也非當即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一提出，對於城市工作的任務是甚麼？就有爭論了，城市裏應當建立一個甚麼樣的政權，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誰？有分歧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聽到公開的辯論，我們聽到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在實際行動上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在政治上的口號還是「國共合作到底」，其實內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變後明朗化了。不過武漢還沒有公開化，黨內也並無甚麼組織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宣佈反共以前，人們思想上還沒有準備……甚至有不少在武漢政府工作的黨員，大吃大喝之風相當盛行，女同志多喜歡找軍人結婚，因為他們錢多，其中有許多是黨團員。無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時對我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當時武漢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漢政府不失敗才是怪了。」可知人們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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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陳獨秀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躍，如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報告，俄國人——國際代表特別活躍，常常公開做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他們都說：「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國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道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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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講，當時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和慣性力；二是，由於蘇聯有野心，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三是中共和工人農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發動起來，也時時想在行動上超出「國民革命」允許的範疇。就農民運動而言，北伐戰爭的進行必須要由農民群眾的幫助。而農民一起來，首先要求「減租減息」，進而要求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本來是合乎邏輯的正當要求。但是農民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須摧毀舊政權和舊武裝，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於是一場尖銳劇烈的農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當時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的是，由於北伐軍官家屬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工農群眾一起來鬧革命，就直接觸及到他們的利益。曾在廣東幫助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任中共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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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自己處死的，部分是交給縣當局，在農民的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最近省農民協會處理了165名因從事各種反農民的活動而被農民逮捕的紳士。在該省中部和東部的一些縣、村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農民協會手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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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農民運動是如此，城市裏的工人運動也出現了相當左傾的狀況。劉少奇後來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談蘇區工人「左傾」問題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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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開國元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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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工會是第二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這些事幹起來，而且是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和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着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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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工農運動自己也分裂了，農民協會到城市中來搗毀過左的工會。這說明真正的農民並不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亂搞的。所以最後的失敗，與其說是國民黨反共，不如說是共產黨自己打敗了自己，或者說工農打敗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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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出現了一種諷刺性的情景：一面是在前方，北伐軍與北洋軍浴血奮戰；一面是在後方，工農群眾革北伐軍軍官家屬的命，甚至農民革工人的命。簡直是亂透了。所以，陳獨秀說這「簡直是亂搞」，非常正確。這樣的革命怎麼可能持久？怎麼可能勝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到上海工作的陳修良說：「我到上海後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上海人擁護國民黨，不擁護共產黨，上海工人也並不擁護共產黨，他們對共產黨好像共產共妻的謠言很多，我很不開心……覺得非常孤獨。」[13]說明大革命後期，由於搞左傾，已經失去了人心。而莫斯科及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已經沒有陳獨秀的中共中央，卻自我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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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勢下，怎麼可能去貫徹國際執委會七大會議的路線呢？而且，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點：第一，上述一系列轉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而國民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線的；第二，《決議》本身自相矛盾，一面要共產黨員去掌握革命領導權，同時又強調「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第三，國際的決議作出後一個月，又給中共一個指示否定決議的精神，強調「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排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在接着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規定：「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的建議強加給國民黨機構，更不應取代國民黨機構」；「黨應設法使黨員擔負黨（國民黨——引者）內的領導職務，但決不能容許把共產黨的人選強加於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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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為執行它而發出的一系列指示，使陳獨秀黨中央和國際在華代表處於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所以，陳獨秀開始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再加上當時中央委員和各級幹部為了領導緊張劇烈的革命運動，也很難集中，他主張推遲「五大」的召開。對此，從當時的鮑羅廷、遠東局和羅易到後來的中國黨史界，一直指責陳獨秀在黨內「不傳達」「正確的國際七大執委決議」，對其持消極怠工的態度。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連布哈林在國際七大執委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問題難就難在我們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軍隊和革命地區」，最後只能「在我們主宰的地區通過漸進的改良辦法解決這個問題」[15]（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於前期推行右傾妥協路線的結果，在當時右派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情勢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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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為例，連國際執委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承認，當時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翼手中（六個委員中五個屬於右翼）」，所以共產黨人參加政府是不受歡迎的。維經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領導權時，共產黨「沒有參加政權的可能性」。[16]武漢成立所謂左派政府時，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的決定，讓譚平山和蘇兆征分別擔任農民部長和勞動部長時，他們卻長期受到排擠，連一張辦公桌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根本無法工作。最後，為了緩和緊張的國共關係，不得不「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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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執意來貫徹這條路線的羅易和多里奧（與羅易一起來華的法國人國際代表）向莫斯科告狀說：「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裏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並定在（4月）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後，藉口省裏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儘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指上述國際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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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終於獨木難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經過詳細討論與辯難之後」，十分勉強地作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請注意「辯難」二字，說明通過這個決定，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的。不僅如此，決定還異乎尋常地強迫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國大會之討論，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據（國際）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同時，此決議又顯然保留了陳獨秀反對的痕迹，在指示各級黨部討論國際提案時强調：「每個同志如有疑義或意見，都可寫寄黨報登載……因為國際此提案之執行，影響到我們黨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黨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義。與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不一致而得到實際一致！」[18]——在中共的决議中有這樣的似「反對派」的文字，是異乎尋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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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卻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着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變」。史太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一）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二）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沒有支部、能夠建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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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此前推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結果，黨政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掌握軍隊者則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只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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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太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沒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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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羅易等人不敢去追究莫斯科的錯誤和責任，卻倒打一耙，把氣撒在陳獨秀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題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隱蔽地退出國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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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易的這個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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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羅易、瞿秋白、毛澤東以及上述寫《上海來信》的三位國際代表等，不想用「國民革命」來限制當時的運動。後來由於毛澤東勝利，於是，「大革命」的提法就代替了「國民革命」這個當時普遍使用的詞，成為中共對這段歷史的傳統觀念。這就完全掩蓋了這場革命的性質，也掩蓋了毛澤東當時的左傾錯誤。《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個極左的文件，就成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經典代表作，而與此對立、比較實事求是的陳獨秀則一直被釘在「右傾機會主義」恥辱柱上，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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