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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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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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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作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沒有積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沒有估計到敵人的力量，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誤，不搞文過飾非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作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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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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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〇」事件時，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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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大革命前期的那些路線、政策、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莫斯科及當時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他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不能或不敢在這個問題上說明真相，但是，他又機智地暗示當時的退讓方針是國際決定的，而自己當時曾提出「退出國民黨」的策略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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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向全黨暗示，「三・二〇」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黨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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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退出國民黨，他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當時他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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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檢討性的政治報告，非但沒有引起同情，卻遭來文過飾非的人們更大的鄙視。在會上，他卻活像一個傀儡。首先，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2]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請注意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復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的激烈的抵制，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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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的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已經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就在同意沒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運動過火」，反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制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獨秀就與多數同志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鼓吹的急進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只「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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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甚複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題，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題上，各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題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題，中小地主問題，策略問題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面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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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提出了個人對土地問題的七條意見，其中強調「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3]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運動高潮中能保住如此清醒的頭腦，難能可貴。因此，在接着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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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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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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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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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正如他在上述「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慮到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上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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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着史太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佔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的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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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面，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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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複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面說，主要是當時共產黨成熟的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運動幹部的數量和政策水準，根本不可能把農民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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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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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二〇」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東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東的農民運動無能為力。當時廣東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只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着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制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制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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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之間、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內戰」。前者要想控制農民運動，後者則崇拜農民運動的自發性、狹隘的報復性和盲目的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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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北伐軍佔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億人口，共產黨員雖然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麼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6]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着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7]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歎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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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的必然的困境，那就決不應歸罪於陳獨秀。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要不然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一介書生，力不從心。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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