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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指示中的第4條——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中共傳統黨史一直作為史太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一直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之一。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就改變方針，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制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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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維經斯基等國際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籲，要求武裝工農，特別「在農村，很難說究竟有甚麼樣的武裝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39]但莫斯科始終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國際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擬答應撥款10萬盧布，但因反對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臨時取消了這批撥款。[40]只是在3月22日的上海暴動取得勝利後，24日舉行的聯共政治局會議才作出一個事後追認的決定，致電鮑羅廷並轉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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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頒佈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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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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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為甚麼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認為只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太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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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太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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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和6日，史太林聯共中央政治局，又兩次致電鮑羅廷等，同時也帶上了陳獨秀中共中央，強調「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並點名武漢的張發奎部隊，可以視為「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或把它們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43]——這就是後來大革命失敗時，造成工農武裝湧進張發奎部隊和「八一」南昌起義時打「國民黨」的旗號，擁護張發奎，向廣州發展，最後又遭失敗的最早最高的指示。這種「遙控」，不僅遙遠，而且具體，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敗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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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羅易等，見聯共最高當局的這個緊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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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上，陳獨秀大膽、直率批評「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逐條分析批駁了「緊急指示」：（一）關於土地革命，陳認為「長沙的政變不只是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過火行為引起的」；「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麼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二）關於改組國民黨領導機構，陳指出：「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樣撤換老領導人，那麼國民黨就會變成工農黨」；（三）關於組建工農新軍，陳認為「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因為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我們必須要「同軍閥進行接觸」，「進行談判」。在「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四）關於組建革命法庭，陳認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陳獨秀的結論是：「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44]這是陳獨秀主持中共以來第一次明確抵制莫斯科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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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種態度完全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由於受到工農運動的衝擊，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控制在反對工農運動以至反共的軍閥、政客手中，想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貫徹緊急指示，等於讓他們自己打倒自己，簡直是癡人說夢；二、如果讓共產黨依靠工農的力量去執行，實質就是讓共產黨去打倒國民黨，但是，由於北伐以來國民黨新軍閥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共產黨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國民黨的壓制，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沒有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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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遠在莫斯科的領導人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憑主觀想像和蘇俄革命的經驗，發來以上形左實右、矛盾百出、無法執行的指示。在這次會議和以後幾次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陳獨秀一直堅持以上態度，甚至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瞭解這裏發生的事情。」[45]鮑羅廷、譚平山、周恩來等都認為無法執行莫斯科的指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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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羅易一人認為可以執行緊急指示，只是他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有點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即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才可能「挽回局面」。因為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給史太林和布哈林的電報所說：「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說：「共產黨領導的令人可悲的狀況是近四年來實行錯誤政策的結果」；而「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還對羅易進行封鎖——「莫斯科的電報，除了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我沒有錢，甚至黨的預算也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鮑羅廷恰恰因為執行「過去的政策」的成功，曾在去年北伐高潮中，獲得了史太林頒發的「紅旗勳章」，深得聯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羅易不敢明說撤換鮑羅廷，只說：「所有俄國的負責同志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志都不能監督他……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而接着對陳獨秀則完全不一樣了，羅易用嚴厲的口吻說：「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這裏必須創造條件使你們的指示得到有力貫徹。共產黨領導應當服從（共產）國際。」[47]——即使從羅易自己彙報的以上情況來看，造成革命危機「主犯」是鮑，陳不過是「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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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在大革命失敗問題上，羅易創造了「放棄主犯，專打脅從」的模式。因為鮑羅廷的政策實際上是史太林的政策，這就註定了羅易的最後失敗。但是，他創造的這個模式，卻接着被史太林及各屆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共黨史學者紛紛模仿。大家都來把全部髒水潑在陳獨秀身上，而把史太林視為「完全正確」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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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易在上述電報中批評譚平山遵照鮑羅廷的主張而率考察團（鮑羅廷也參加）去長沙解決「馬日事變」時指出：「陳（獨秀）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誣陷陳「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動』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為此，他不僅主張撤換陳獨秀，而且首次提出：「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取消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領導很軟弱，共產國際實行直接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體建議是：「在國民黨內設共產國際的代表機構」；「由擁有同樣全權的鮑、加（倫）和共產國際代表（自然是羅易自己——引者）組成的三駕馬車應對整個工作負責。」他強調：「儘管有莫斯科的正確指示和極大幫助，但當地的領導如果沒有一些明確的組織措施，就會喪失一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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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待緊急指示問題上，柳克斯也贊同鮑羅廷、陳獨秀的意見。這樣，「不能執行」緊急指示，就成了多數。但是，講實話，對莫斯科說「不」，鮑、柳二個俄國人深深地知道，會遭到怎樣的命運。於是，書生氣十足而又不設防的陳獨秀被人引進了圈套：本來應該由三個外國人向莫斯科報告的任務，卻由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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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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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瞭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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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民黨著名學人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做法，曾幾次勸阻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從國民黨監獄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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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當時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處在高潮之中，一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的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態度。毛澤東在當時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此採取了歌頌和縱容的態度，說「好得很」，稱那些製造過火行為的農民領袖和骨幹分子為「革命先鋒」，而他們多數並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對社會破壞性很大的無業遊民，不少還是地痞流氓（特別是被毛澤東譽為「革命先鋒」的那些人，既無地，又無錢。一聽毛澤東說：「你們要地要錢嗎，跟我來，去！打土豪，分田地，搶錢財！」於是一哄而起，而那些世世代代的貧僱農，由於幾千年的道德傳統，起先是不敢造次的。後來才被裹脅或引誘而入，造成了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真像狂飆一樣，席捲着被北伐軍摧毀舊政權的地區。特別是毛澤東親自指導的兩湖地區，更是出現了「矯枉過正」、打擊面過寬的傾向（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發表時，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打倒一切的文字，後來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自覺醜陋，把它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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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他的思想卻在另一個極端上。他竟然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後進行」；[50]為此他多次建議馬林要蘇聯在中國北方出兵，說：「要幫助中國開展運動，唯有靠俄國的積極支持（外交與軍事上的支持）。」[51]可是現在毛澤東跳到另一極端，頭腦發熱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完全高估了農民運動的力量，他說：「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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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毛澤東等農運幹部的領導下，原本正義的、合乎邏輯的造反行動，違背了共產黨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階級報復）及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的勝利原則，變成了歷史上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這種必然的階級局限性，需要共產黨去正確領導，才能脫出失敗的命運。但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不可能提供這種正確的領導，更沒有大批的足夠數量的幹部去實施這樣的領導。這些所謂「革命先鋒」的農運幹部，不懂得甚麼是「革命」，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不僅剝奪大中小一切地主，也損害民主革命中同盟軍如富農、中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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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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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簡直做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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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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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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