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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當時史太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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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問題，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他們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0]三、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紅軍長征後期，卻被毛澤東等領導人採納，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以便接濟即將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結果因馬家軍阻止而遭到慘敗，這就是「西路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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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所以，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的「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這樣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漢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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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要命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它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只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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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甚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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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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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抵制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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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消極抵制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真正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和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制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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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閉幕後不久，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太林和托洛斯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斯基在發言中着重批評了史太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2]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太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公諸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斯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援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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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太林受到托洛斯基攻擊的刺激，決心堅決捍衛他的「國共合作」路線，並進一步向「形左實右」的傾向發展。早在中共五大結束後的5月13日，史太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易和陳獨秀發去電報，提出三點建議：一、在「保護指揮人員財產和分給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裏雖然有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時的主張之一「反對沒收北伐軍人的財產」，但是，沒有明確對中小地主的政策，實際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衛軍」；三、「加強在蔣介石後方的工作，對蔣介石部隊的瓦解工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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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1879～1940），蘇聯共産黨、第四國際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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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甚麼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着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35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過火」。[34]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會議緊急磋商，作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面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面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5]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織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五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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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麼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麼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但二者莫斯科都不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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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當時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真如當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鐘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歎：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麼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麼領導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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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在處理了托洛斯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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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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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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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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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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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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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甚麼措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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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指示中，第二條因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比較理智，過去的中共黨史論著，都予以閹割。而這樣做的始作俑者，卻是史太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作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8]演講中披露的內容，顯然是為了嫁禍陳獨秀的需要。中共的黨史作者就此作為依據，批判陳；而且，把這個指示的直接接收者——三個外國人，說成是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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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又名史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