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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7月4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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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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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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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嚮導》，第2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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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0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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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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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沃茲涅先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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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國民革命的危機和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導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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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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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百年潮》，2002年第10期。石是當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主持了這次新黨史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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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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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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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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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撤職，舔吮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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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無數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流血犧牲，陳獨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體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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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武漢形勢日益嚴重，陳獨秀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後，就從中央機關「六十一號」搬出，與秘書黃文容另租房子隱蔽起來。據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與陳聯繫密切的鄭超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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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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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還同國民黨要人見面。他一人綜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用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志，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見。這雖是無系統的、瑣細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來定是當時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許多關於國民黨要人的態度和私下言論，因為我們在這些要人身邊都佈置了密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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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當時共產黨雖屬幼稚，情報工作已經相當成熟。後來，陳一度隱藏在長江印刷廠新創辦的「宏源紙行」樓上，這個地方只有創辦人陳喬年和汪原放（當時公開身份是《民國日報》營業部主任，內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出版局局長，兼管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少數人知道。陳獨秀還說：「紙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萬不要用時髦的字樣」。他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到柏文蔚任軍長的三十三軍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張「護身符」，準備白色恐怖的到來。「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後，陳成為被公開通緝的「共匪首領」，就藏進了工人住宅區。汪原放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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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晚，喬年對我說：「今天父親對我說，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罷。」我們去了，走到一個一樓一底的門口，一張竹床上，有一個人面孔朝屋內、頭靠着門躺着。喬年和我進了門，他一頭坐了起來，肩上披着一條粗夏布的大圍巾，手上還拿着一把芭蕉扇，說：「來了？」我才知道是仲翁……差不多在走時，他笑着說：「剛才你來時，看見我像一個工人罷？」我道：「這一帶是工人住宅，湊門乘涼的，我看見很多。朝裏躺，更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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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陳獨秀又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不要再幹了，還是把店（指《亞東圖書館》——引者）事做好要緊」。[3]這時的陳獨秀已經48歲，飽經鬥爭磨難。他的經驗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多麼寶貴，關係到革命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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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23日，代替羅易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來到武漢，德國人紐曼為其副手。羅手中拿着批判陳獨秀的尚方寶劍，在清算陳的同時還要強行貫徹「緊急指示」，為挽救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作最後的努力。羅首先與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宣佈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決定正式將其改組。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而應到莫斯科去總結經驗教訓（實為接受批判和懲罰）。於是，決定在8月7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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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或5日，羅明納茲和紐曼到長沙，在麻園嶺蘇聯領事館內召開當時農民運動最發達也最受摧殘的湖南省委臨時會議（由領事館英文秘書饒漱石任翻譯），動員批判陳獨秀，還組織倒陳簽名。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不同意這樣做，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