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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打倒陳獨秀呢？革命連續失敗，同志犧牲慘重，黨組織多遭破壞，一時創巨痛深，不易活動；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領導；革命失敗不能說是他一個人之過，共產國際對中共不斷有指示，還派來了代表監督執行，難道就沒有責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級組織簽名方式來撤銷黨的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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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還主張土地革命不該打倒中小地主。會議開到第二天早晨，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4]於是，在「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即批判湖南省委書記「代表地主階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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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易禮容與陳獨秀是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黨，毛澤東是湘區區委書記，易是委員。1926年易任省農民協會委員長，曾主持制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贊同陳獨秀的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才開展社會革命的觀點，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和耕地農有，不贊成沒收富農和中小地主土地，贊同刪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詞句。1927年被選為中共「五大」中央委員。5月21日「馬日事變」，易在武漢開會。24日，陳獨秀約見時告訴他：湖南白色恐怖嚴重，原省委書記夏曦、代理書記郭亮均已被迫離開，現省委無人負責，中央決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於28日化裝潛入長沙，逐漸恢復起被破壞的黨組織。因此，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反駁羅明納茲說：「湖南省委書記等人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他們在前線血滴滴地同敵人鬥爭，你們卻坐在租界裏說風涼話。」不過，會後黨中央還是撤銷了易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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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會議在漢口舉行。陳獨秀是中央委員，人也在漢口。但是，在該地的中央委員都參加了，惟獨陳除外。李立三說：「臨時的中央還主張他加入，國際代表非常反對。」[5]大家瞭解陳的剛烈性格，若把大革命失敗責任全推在陳一人身上，他必抗辯，臨時中央的成員也無顏以對。不知是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為了避免矛盾，還是為了在背後整人，違背光明正大的原則，總之對陳缺席審判，在中共黨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歷史給陳獨秀開了個諷刺性的玩笑。1921年，他因人在廣州，被中共「一大」缺席選舉為中央局主席；1927年，他近在咫尺，卻被八七會議缺席（未被點名）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未作決議即被實際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後來，周恩來、毛澤東不得不承認這樣對待陳獨秀是錯誤的。[6]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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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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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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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不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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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通過《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主要內容是兩項：一、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成立了瞿秋白、李維漢等七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二、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組織上，文字上或口頭上，都未點陳的名。在這一點上，顯然是中國同志進行了廣泛的抵制。按照聯共的做法，如此嚴厲的處置，肯定是不僅要點名，還要明確作出撤職的決定。這至少說明，當時陳在黨內還有相當威望，並且人們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陳一人不滿。甚至表面忠於莫斯科，代替陳而實際上成為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內心深處也保留這樣一種矛盾的東西。約一個月後，黨中央遷到上海。據鄭超麟介紹，當時的情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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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反陳獨秀的空氣落下來了。過去其實並沒有明白反對陳獨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對「機會主義」。八七會議議決案未曾提起陳獨秀姓名。下層同志也許莫名其妙，但與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漢失敗責任不能歸獨秀一人擔負的，獨秀退出領導機關，完全出於國際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後，自己也是這般相信，至少表面裝做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內，即去訪問獨秀，態度又是很恭敬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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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未被邀請參加八七會議倒並不計較，但把革命失敗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並到莫斯科去接受懲罰，堅決不答應。瞿秋白和李維漢一起到陳獨秀住處，告訴他關於「八七」會議的情況，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堅決不去，表示共產國際也有責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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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無數次打擊後的陳獨秀，早已成了一個硬漢子，而且很會排遣痛苦與寂寞。他的辦法是，暫時退出政治，而進入學術，研究喜愛的文字學。這裏的「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而是如古稱「小學」的文字學，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韻學，又包括研究字形、字義、字源及其演繹等的狹義「文字學」。大革命之後陳獨秀研究的，是與「音韻學」有關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文字的拼音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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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研究這個問題？後來稿成後，陳獨秀在《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敍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產了。」「文字只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只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家！」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甚麼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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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陳獨秀認為當時的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拼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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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甚麼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甚麼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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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為了進行這項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喧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等等。由於當時共產黨人來自四面八方，與他來往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他做這樣的工作比較容易，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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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陳獨秀進行這項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回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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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們對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陳獨秀對這項工作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1929年3月，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一稿。[11]此稿分五部分：包括（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他還請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校核漢口話，沈雁冰和王一飛夫人陸綴雯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都是地道的當地人或者很熟悉相關語言者，可見其做學問之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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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甚麼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分，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採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產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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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草案》內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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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陳獨秀是被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敢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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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文存》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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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面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面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面的論著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當時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成為被嚴禁出版的對象。直到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我本人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聽取我的意見改名為大家好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還由我寫了代序，交待了陳獨秀一生研究文字學的情況。《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還是靜靜地躺在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中，並嚴密封鎖，很難讓學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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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以本人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統一的拼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甚麼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在包括港台在內的中國大地已相當普及，又與各地方言並存，成為全國通用語言，而且說話與文字基本統一。而這正是陳獨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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